建设历程中的曲折与挑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百废待举，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开始了国家建设。建设历程是曲折的，出现过“左”倾路线、自然灾害等种种坎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战胜了重重困难，新中国在艰难险阻中曲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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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两三年内根绝了匪患，使国内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这样，就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状态，彻底废除了外国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开启了不断发展壮大、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之“新”，不仅在于国号之新、山河之新，更在于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气象之新。但是，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所面对的，却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相当落后的整体经济水平下，久经战乱、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毛泽东在他著名的文章《论十大关系》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

对老百姓来说，生活条件的“穷”，更是不言而喻的。据估计，当时中国国民财富总额在41亿元至200亿元之间，其中农业占70%—80%，而当时的人口数量有4.4亿左右，农民占90%左右。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下，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在城市确定了优先发展资金密集型重工业的战略。为了推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没收国民党官僚资本，建立和发展了坚实的国营企业；其次，通过在农村建立高级合作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公私合营以及对城市、集镇的个体手工业实行工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形成了经济成分单一的公有制（国营或集体）和计划经济体制；再次，制定并实施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这些努力对1949—1957年间中国经济的迅速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据《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介绍，在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主席曾几次说，合作化后，要争取达到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1957年12月15日，毛主席在江苏普代会的讲话中提出，15年超英，30年赶美。1956年在党的八大预备会上，毛主席说，如果没有一个生产的大发展，又怎么叫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

学习苏联经验的海报。

1953年由于粮食出现严重短缺，中央做出一个重大决策：统购统销。这一政策伴随着合作化运动，彻底瓦解了农村的商业网络。1956年，中国农村基本全面实现了“合作化”。从1953年起计划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时间就完成了。几年以后，中央以农工部“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彻底撤销了这个部。

据杜润生记述，“大跃进”时期，由于相信粮食亩产可达万斤，中国无论是吃、是用，还是酿酒，都无法处理那么多粮食，于是有人提出：只用耕地的1/3 种植农作物，1/3休闲和种植绿肥，1/3 种树种草。那时在北戴河的人们，白天游泳，晚上跳舞，一派乐观气氛。这种以理论可能性代替现实可行性的情况，使得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增加了曲折和坎坷。

“耕者有其田”，是世代农民的理想。无论是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把“耕者有其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圆了农民的田地梦。然而，在苏联经验的影响下，超越发展阶段的人民公社制度的推行，打断了中国农民的富裕之梦。“一大二公”的经营体制，不仅没有给农民带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好生活，反而使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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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最常用的一句问候语是：“吃了么？”(https://www.xing528.com)

这样的打招呼方式，不知道最早能考据到什么时候，至少在笔者1987年到北京开始职业生涯时，还是很惯常的表达。

现在看来，这相当于英语中的“How are you？”却是略带幽默诙谐的打招呼方式，其实最好地体现了一个事实：“吃饭”确实曾经是个问题。

怎么认识这样的问题？《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中的这样一段情景，或许有助于现在人们的理解。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雷平生，当年是和习近平一起到陕西延川梁家河大队插队的知青。2017年1月他讲述了这样一段当年的情景：

我们知青的劳动，除基建队的打坝、修梯田外，更多的是在农忙时上山干农活，生产粮食。每天一早四五点钟，天还黑着呢，我们就得起床出发。还得留下一个人，把一天的饭做出来。做的饭就是蒸玉米团子、高粱米团子，再熬点米粥，盛在一个罐子里，把饭送到山上去，供劳动的知青早上和中午吃。

我们知青当时的粮食比农村社员要宽裕一些，这是因为周总理听说陕北知青饿肚子、吃不饱时，就和陕西省、延安地区商量，决定对每一名知青分“一个半人”的口粮。再有，插队下乡的前半年，国家还给我们供应了6个月的国库粮，所以我们知青的粮食基本够吃，吃得也要好一点。我们能吃到蒸玉米团子、高粱米团子，老百姓当时只能吃糠窝窝。这种糠窝窝，当地老百姓也叫“糠团子”，就是推磨剩下的麸子或玉米皮之类的。团子是棕红色的，有些粗糙的捏在一起都很困难。

在山上吃饭的时候，我们知青吃的玉米团子是黄澄澄的，老乡一看，就说：你们知青吃的这是真粮食。近平拿起老百姓的糠团子一看，确实就差了很多，于是他就用他的玉米团子和老乡换饭吃。一起劳动的老乡……看他并不娇生惯养，而且把好一点儿的粮食分给老乡吃，自己主动吃糠咽菜，十分钦佩。那个糠团子，确实难以下咽，而且热量很少，不顶饿，吃完再干活，没一会儿就又饿了。有时候，近平感到饿得顶不住了，又打开老乡的那个饭包，想再拿块糠团子吃两口。结果发现，他换给老乡的玉米团子他们都放着没吃，近平就问春妈的^[9]：“你们咋都不吃玉米团子？”春妈的就坦白地回答说：“你们给的这玉米团子是‘真粮食’，窑里男人与孩子受苦更重，要给他们留着吃。”这件事给近平非常大的触动，老乡生活实在是太艰苦了。当时，城里有些人家，生活好一点儿的，平时吃细粮习惯了，不爱吃粗粮。但是在这里，普通粗粮都舍不得吃，还要留给壮劳力。^[10]

理性地看，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一方面与新中国成立后面临被封锁乃至安全被挑衅的国际环境有关，国家不得不优先考虑发展国防工业，农业成为发展工业和城市建设所需资源的重要来源；另外一方面，则是由于农村“一大二公”的管理体制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粮食生产长期徘徊而处于短缺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广大农民在农村艰苦条件下的奉献，为国家工业化和国防建设奠定了基础，为我们建立起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取得抗美援朝战争、对印自卫反击战、珍宝岛战役的胜利，取得“两弹一星”的成功，以及为国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资金积累。

同时，这个期间，国家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改善，为以后农业发展奠定了扎实的根基。比如河南林县（现林州市）红旗渠的建设，这是被国内外誉为人间奇迹的伟大的引水工程。20世纪60年代末，国外媒体报道，卫星发现中国的太行山上增添了一条“水长城”，说的就是红旗渠。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11]

“有了淠史杭，农业多收粮，战胜干旱显威力，灌区变成米粮乡。”淮河流域的淠史杭灌区也修建于这一时期，安徽、河南两省340万亩农田实现了自流灌溉，昔日赤地千里的贫瘠之地变成了鱼米之乡，时至今日，依然是全国重要粮食主产区。

1949—1977年间，中国农村依次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生产合作化、人民公社三个阶段，国家建立了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分配制度和农产品流通制度等基本的农村经济发展制度。同时，还在农村生产力发展方面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一是前面提到的，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水利建设，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二是建立了农村科技服务网络，在全国建立了4万多个农技推广站，一大批先进实用的农业技术得以应用和推广；三是建立了全国性的农村合作信用社，1978年时全国已经建立了35万个基层网点，累计为农民提供了1373亿元的农业贷款，极大地改善了农村金融服务；四是农村基础教育和农村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为农村人口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五是初步建立了以社区“五保”制度和农村特困人口救济为主的农村社会基本保障体系，为农村无劳动能力人口和特困人口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这些制度和措施对恢复农村经济和缓解农村普遍贫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得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贫困缓解。农业总产值指数在1952—1958年期间呈连续上升态势。但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以及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严重阻碍了当时国民经济发展，广大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低下，到1978年农村贫困人口还有2.5亿人，占当时农村人口的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