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市场激烈的竞争，已经带有浓烈的血腥味。葡萄牙人有时在浙闽沿海的抢掠，西班牙对吕宋华人华商的多次大肆屠杀，荷兰人在夺取澎湖时对中国商民的杀害，西方各国在中国沿海外围对中国商人的贸易限制和对中国海上商船的不时抢劫，以及中国政府、商人和若干海上集团对西方人采取的相应措施都已经表明了中西海洋经济利益竞争的残酷。“我们同中国的早期贸易显露出生意做得很不规矩，并且把英国人的品格也表现得很不好。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初次出现在中国沿海一带是一群孜孜为利而不择手段的人。中国人在欺诈和骗人的手法上总是比他们更高明些；但是，一个聪明地把和平的利益看作是一个国家可能得到的最大幸福的民族，对于这种早期的冒险家，给他们应得的冷淡和轻蔑待遇，也是无足为奇的事情。”[126]
在上面的排列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代市场的激烈竞争同样在西方各国之间展开起来，而且，这种竞争由于有欧洲本土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竞争为背景，更加表现得风云变幻。如果我们仔细酌量16到18世纪甚至19世纪，中国东南市场与世界市场的关系变化，很容易发现：16世纪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世纪，他们虽然各自从两个方向背道而驰，由于地球是圆的，却在中国的朝贡贸易圈里相会。这两个老牌殖民主义者的船队为竞争中国的周边市场在摩鹿加群岛发生冲突（1545年），而后来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下令（1564年）莱加斯特的船队占领吕宋（1571年），实际上是西班牙人在败于葡萄牙人之后另找目标的结果。于是世界市场在这种竞争中向中国推进。“从1571年起，马尼拉作为来自东方的西班牙人的殖民地和澳门作为来自西方的葡萄牙人的殖民地跨越南中国海而相互对峙。扩展及东西方的欧洲人的活动的高潮在世界另一边的中国大门口会合了。”1581年，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这两个海上王权联合了，他们感到自己的竞争力量强大了，于是对中国就另有一种态度。“三年后，菲律宾的澳门代理商罗曼（Cironimo Roman）写道：‘顶多用5000名西班牙士兵，就可以征服这个国家，或者至少可征服沿海各省。’”[127]但王权的联合并不能证明其力量的强大，也许正因为王权的衰落促使竞争对手实行某种互助。“菲律宾和澳门之间仍经常发生对抗，在统一期间西班牙向葡萄牙保证的商业特权经常受到西班牙人的侵犯。”[128]
17世纪是荷兰人的世纪，当1594年菲利普二世关闭里斯本对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贸易之后，荷兰人以其新起的海洋经济优势立即挤了进来。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刚建立，即着眼于对华贸易”，在第二年派出一支舰队来到马来亚群岛，奠定将来一个世纪与中国贸易的基础。当时中国海上贸易大部分被葡萄牙人所控制。“荷兰人企图结束葡萄牙人的这种优势，千方百计想把中国产品的供应线攫取到手，但是他们未能同中国建立起定期而直接的贸易关系，而这种关系对于富有成效的竞争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先决条件。原因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从中作梗，此外，中国官员对这些正在中国海上摆出咄咄逼人架势的新来者产生怀疑。”[129]荷兰人于1604年和1607年两次试图在广东同中国贸易，结果两次都被占有澳门地利和尚存一丝元气的葡萄牙人的阴谋所破坏。这才有1622年荷兰人攻打澳门之战。眼红葡萄牙人得到澳门这块对华乃至对整个远东贸易都大有意义的宝地的荷兰人仍以失败告终，于是他们在中国“奸商”的引导下，向澎湖乃至向台湾进发。荷兰人占领台湾近40年，展开同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贸易，直到被郑成功赶出台湾。此后，它虽然以帮助康熙攻打台湾的郑氏之劳受到清廷的优惠，但毕竟是在走下坡路了。英国人开始加入在中国海的角逐。
英国人先是在印度做买卖，到17世纪后期替代荷兰人而进入与中国贸易的范围。18世纪伊始，合并而成的东印度公司不仅实力雄厚，而且似乎比前面的欧洲人更会同中国商人做生意，更舍得在无可奈何的情绪中用银子去贿赂直接管理对外贸易的中国官员，并接受中国式的海关管理方式，中英贸易在这样的磨擦、冲突中得到发展，英国人竟一直成为世界市场中对华贸易的第一大老板，而且领此衔200年无衰微。直到它用鸦片来填塞它的入超大洞，以畸形贸易导致市场变成战场。英国人似乎是西方人中表演最突出的角色，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中国的沿海上往来的时间最长，贸易额最大，而且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多次表现出对中国贸易制度的不满，并因此同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朝廷交涉最多；另一方面，他们是以两手的方式——官方垄断的东印度公司和散商同中国官方与商人打交道，并以此与其他西方国家进行竞争。在官方接触中，无论是外交使团，还是伦敦董事会，无论是请求居留地，还是禁止鸦片，都是相当的绅士风度；然而散商则完全相反，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几乎全由作为东印度公司左右手的散商完成，并通过他们之间的汇票转账而实现对他们有利的贸易平衡，解决了英国对华贸易由于入超而引起的通货枯竭问题。无论是董事会告诫它的广州部下“我们不能同意你们给予广州外侨继续违背法律的行为的支持，英国同中国的商业是太有价值了，如果没有最迫切的和紧急的必要，不能孤注一掷”，[130]还是英国的散商们说出“在中国很少有花钱做不到的事情”，[131]“老实说，广州政府的官吏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132]都可以说明英国人用两手战术实现了他们的竞争战略。(www.xing528.com)
美国人来得迟，1784年，一艘命名非常浪漫的“中国皇后号”商船进入广州港。然而，后来者居上。“由于美国商人与海员所固有的冒险性，由于美国商人在西方国家中不受特权垄断组织的限制，以及由于在大约二十五年之间美国人在西方国家中所处的唯一中立地位，因此美国贸易飞跃的进展，很快地就在广州商业界中占到了第二位。”[133]
此正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近代世界市场与中世纪世界市场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此，与现代世界市场的最大不同也在于：世界海洋经济在由中世纪的区域分割的平稳性向现代的全球共同发展性转型过渡期间具有动荡多变和不安定性。当时的海洋经济行为的本质特征就是冒险，当冒险与近代世界市场的竞争加起来，就演义成这么一种历史事实和经济规律：不择手段，谁抓住了时机，谁就登上了船主兼舵手的地位，谁就可以获得独占市场利润的最佳优势，从而获得资本积累的最大效益。“我们不要以20世纪的标准去衡量17世纪的事。那时是一个独立和海盗式远征的时代——已占有据点的人，竭力排斥其它人的沾润；而侵入者则争夺贸易自由，但当他们得手时，他们又倒过来使自己的利润成为独占。”[134]
无论是竞争经济利益，还是抢占中国的市场优势，西方人或和平或平等或冒险或不择手段的行为给中国东南市场带来了动力，也带来了对传统王权的威胁。此二者都不妨看作是一种挑战，是近代向古代的挑战，世界向中国的挑战，海洋向内陆的挑战。挑战是严峻的，但挑战又是一个社会发展必需的外部条件。因为在这种挑战中，包含了压力与动力，包含了利益与机遇，这就看中国的政府与商人如何来面对这种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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