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数量与质量对城市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

根据（1）式所构建的计量模型，研究FDI数量、质量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门槛效应。出于地区异质性考虑，分别对全样本、东部城市、中部城市以及西部城市的FDI数量和质量与经济增长质量间关系进行了门槛检验。借鉴Hanson（2000）提出的“自举法”，通过重叠模拟似然比检验统计量300次，估计出Bootstrap的p值。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见表3。

表3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注：括号内表示t（Z）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在对全样本进行的FDI数量门槛效应检验中，发现单门槛效应检验p值为0.027，双门槛检验p值为0.163，这表明全样本FDI数量存在单门槛效应且其门槛值为0.0159。FDI质量门槛效应检验显示单门槛检验p值为0.000，双门槛检验p值为0.003，三门槛检验p值为0.866，表明全样本FDI质量存在双门槛效应且其门槛值分别为175.788和4762.472。以此类推，东部城市FDI数量存在单门槛效应且门槛值为0.116，FDI质量存在双门槛效应且门槛值分别为349.605和4247.367；中部城市FDI数量存在单门槛效应且门槛值为0.061，FDI质量存在单门槛效应且门槛值为1236.416；西部城市FDI数量存在单门槛效应且门槛值为0.0279，FDI质量存在单门槛效应且门槛值为173.554。FDI数量与质量对经济增长质量门槛效应的具体实证结果见表4。

表4　FDI数量与质量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门槛实证结果

注：括号内表示t（Z）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www.xing528.com)

基于表4实证结果，从全样本视角来看，FDI数量在未达到0.0159的门槛值时，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的是积极影响且极其显著。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的主要战略之一。然而，盲目地大量引进外资会导致“污染天堂”，破坏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负向影响，在FDI数量大于0.0159时表现极其显著。大量非耐心外资的引进会造成本地区金融市场不稳定，带来经济发展的隐患，因此在外资越过门槛的情况下，政府应适当控制FDI的数量。政府干预对FDI数量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调节作用显著为正，这提醒各城市当FDI数量越过门槛值时，可通过政府干预来调节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不利影响。基于全样本视角来看，FDI质量在未达到175.788时，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的是负向影响，原因在于此阶段FDI引进尚未形成规模经济，其技术溢出效应和管理经验没有适应本地化需求。当达到175.788门槛值时，FDI质量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说明外商企业的集聚形成了规模经济，促进了技术溢出效应和管理经验的本地化。与数量视角一致，政府干预的调节表现为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在FDI形成规模效应的过程中政府干预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基于东部城市来看，FDI数量在未达到0.116门槛值时，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的是积极影响，在越过门槛值后则变为负向影响。FDI质量在达到349.605门槛值时，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未达到门槛值时产生的负向影响小于全样本，这说明东部城市的内生发展能力加快了FDI形成规模经济，促使其本地化。从FDI质量视角发现东部城市的政府干预系数值最小为1.0278，说明东部城市的发展以市场为主导，金融市场较为健全，内生发展能力相对较强，自身对FDI质量的引进有选择效应。

基于中部城市来看，FDI数量存在单门槛值，此时的政府干预系数也是最大的。在FDI流入中国内地的过程中，由于东部城市自身有选择地进行吸纳而西部城市的吸引力不强，导致一部分外资流入中部城市，这提醒地方政府要对FDI进行筛选，促使其形成规模经济。FDI数量越过门槛值时，仅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较弱负向影响，充分说明中部城市政府干预作用明显。与全样本和东部城市不同，中部城市的FDI质量存在单门槛效应，可能原因在于中部城市的产业结构没有东部城市高级，吸纳FDI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本地化行为较少。

基于西部城市来看，无论FDI数量是否跨越门槛值，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都是负向的，说明西部城市盲目引进FDI使得经济增长质量恶化。由于地方政府竞争的“逐底行为”，西部城市为了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大量引进了非耐心资本，造成了本地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经济增长质量下滑。西部城市的内生发展能力较弱，FDI的技术溢出效应难以奏效。FDI质量在未达到门槛值时，相对于其他地区的负向影响作用是最大的，说明西部城市FDI引进难以形成规模效应，FDI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在西部城市难以形成本地化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