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简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甘肃省城镇化进程逐渐加快。1978—1990年，得力于城市户籍制度的松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这一时期甘肃的城镇化率以年均0.58%速度由14.41%提高到22.01%；1991—2000年，受东部率先发展等国家区域非均衡政策影响，甘肃城镇化进程处于缓慢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甘肃城镇化率只以年均0.17%的速度由22.27%上升到24.01%（同期全国城镇化年均速度为0.93%），但是到了2001—2016年，甘肃城镇化也与全国一道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在这16年间，甘肃城镇化年均发展速度在1.00%以上，呈现高速发展态势，城镇化率由24.51%迅速上升到44.69%。但是，这种快速提高的城镇化率是以常住人口为统计对象表现出的城镇化水平，是一种不完全的、处于半城镇化状态的城镇化。这主要表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远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土地城镇化扩张速度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产业结构升级快于就业结构升级。这种发展方式的一极是城镇化的较快发展与繁荣，并与之相伴的污染、拥堵、食品安全隐患等“城市病”。另一极是广大农村的萧条和衰落，“空心村”问题，城乡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更加加剧，城乡生活差距实质性地扩大。

以2014年为例，甘肃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27.85%，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13.83个百分点（见下图）。全省14个地州市除工矿城市嘉峪关、金昌两市的户籍人口城镇化大于常住人口城镇化外，其余12个地州市两项指标都存在较大差距，省会兰州市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17.85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较高的酒泉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03个百分点。

甘肃快速推进的城镇化更多地表现为房地产和开发区建设推动的土地城镇化。在城镇化进程逐渐加快的2003—2012年10年间，甘肃12个地级市的市辖区建成区面积由437平方公里增加到612平方公里，年均增长3.4%，而同期12个地州市城区二、三产业从业人口由103.8万人增加到113.6万人，年均只增长了0.9%。

图1　2014年甘肃省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与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比较

甘肃不完全的城镇化还表现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化升级的结构性矛盾。2000—2012年，甘肃农业产值占GDP比重由19.6%下降为14%，但农业从业人员占总产业人员的比重居高不下，继续保持在58.6%～63.7%之间，而同期全国的这一指标已经从50%下降到33.6%。

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育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目标。甘肃农业现代化在具体实现过程中受自然地理条件、生产力水平、发展理念和思路的局限在很大程度上更多地表现为规模化、特色化农业的大力发展上，但创造的农业经济效应偏低。2016年，全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4220.92万亩，粮食总产量1140.6万吨；蔬菜种植面积820.44万亩，蔬菜产量1951.48万吨；中药材面积435.71万亩，中药材产量115.45万吨；油料面积497.96万亩，油料产量76.02万吨，果园面积709.34万亩，园林水果产量506.44万吨，全省猪存栏644.08万头，牛存栏512.87万头，羊存栏2029.64万只，家禽存栏3852.3万只。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数据资料显示（以2014年数据为例），甘肃省农业以人均2.7亩，占全国3.98%的耕地面积，在全国排名第22位，在西部排名第8位的农业规模竞争力，实现了占全国比重只有1.58%，总量达1618.8亿元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从农业创造的经济效益来看，甘肃农业单位面积粮食产量达到4076公斤/公顷，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5.69%，在全国排名第27位；单位面积蔬菜产量达到33642.23公斤/公顷，是全国平均水平的94.74%，在全国排名第15位；单位面积园林水果产量到达9412.13公斤/公顷，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0.20%，在全国排名第23位；土地产出率为16789.05元/公顷，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8.83%，全国排名第20位；劳均农林牧渔增加值为11187.72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0.27%，全国排名第27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经营纯收入为2761.60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5.17%，全国排名第26位。

从农业的现代化程度来看，根据甘肃省统计局参照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法）进行测算的结果表明：甘肃农业现代化实现程度才达到50.2%（见表1）。这就是说从目前甘肃农业的发展状况来看，甘肃农业现代化虽然已具备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物质技术基础，特别是甘肃特色优势产业体系已基本形成，但甘肃农业现代化还处于起点阶段。(www.xing528.com)

表1　甘肃农业现代化综合指数表

资料来源：甘肃统计信息网，2014年7月。

1978年之后近40年的平稳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甘肃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获得了巨大发展。省会城市兰州及其余13个地级中心城市的绝大部分，从外观看，已与中等收入国家不相上下。在新农村建设推动下，广大农村面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如此，从直观来看，大城市像欧洲，小城镇和农村像非洲，仍然是甘肃城市与乡村的真实写照。城市的繁荣发达与包括县域小城镇、中心集镇的广大农村地区萧条落后仍然形成鲜明的对比，城乡发展不平衡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而是惯性地持续扩大。甘肃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收入差距。2000至2013年间，甘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916元增加至18965元，增加了14049元，增长2.86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000年的1429元上升到2013年的5108元，增加了3679元，增长2.57倍，在城乡收入都大幅增加的同时，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地扩大，由2000年的3.44扩大到2013年的3.71，其中，2007年达到近些年城乡收入比的最高点，为4.30，在2000—2013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一直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倍以上，2013年农村居民收入还远远低于城镇居民2001年的收入。如果再把城市居民收入中一些非货币因素，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种社会福利计算在内，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更高。城镇居民的个人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而农民的纯收入还要有相当一部分必须用于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如果扣除农民的这部分支出，城乡收入差距将会更大。

2.教育资源差距。如果说经济收入差距关系着现阶段生存状态的差距，那么教育资源的差距则决定着未来发展状态的差距。相比经济收入差距，城乡教育资源差距更大，特别是在近些年中小学撤并浪潮的冲击下，使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起的城乡之间相对公平的教育资源的差距迅速扩大。2016年甘肃省社会科学院调查组所做的关于城市户口对农户吸引力影响因素调查问卷中发现，有95%以上的受访者选择把“城市中子女教育条件好”排在第一位^[2]，表明城市对农民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城市比农村好得很多的教育资源。

3.政府公共投入差距。由于我国城乡之间以及城乡内部在制度、市场和公共服务方面仍然存在分割问题，在城市内被认定的公共产品，可能在农村就不再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由此导致我国小城镇及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公共服务设施严重短缺或几乎没有。在现行财政分配体制下，各种公共服务资源均按行政级别配置，规模越大级别越高的城市，其支配公共资源的能力就越大，由此造成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配置都在大城市集中。在我国，县和县级市、地级市市辖区、省会城市市辖区的人均一般预算内财政收入比大体为1∶3.4∶5.4∶10.2，差距非常大，县一级公共资源配置与地级市的差距为2倍左右，与省级城市的差距为4～5倍，与北京等直辖市的差距为8～10倍。政府财政资金的这种配置方式使得小城镇、农村地区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共资源供给严重不足、基础设施落后，小城镇和农村地区“脏、乱、差”等面貌改善难度非常大，直接制约全面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