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财富源于劳动的本质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是从把财富来源由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开始的。这一理论研究路向的开辟经历了从重商主义时期、重农主义时期向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过渡。配第最先从生产过程中来探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规律，发出“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的著名论断。但他错误认为，创造财富的劳动不是一般的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而是创造货币（即金银）的实在劳动。尽管如此，他所提出的劳动价值论被亚当·斯密所继承，其所揭示的“货币是抽象财富的物质存在”等观点，为进一步从财富所体现的人与物的关系抽象出财富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关系奠定了历史前提。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布阿吉尔贝尔同样认为，劳动时间可以看成衡量商品价值量的尺度。另一学者魁奈的等价交换理论更是道出“流通领域不可能是财富的源泉”的真谛。这些重农学派的财富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私有财产对人说来，仅仅是对象性的本质，主张从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中去寻找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

无疑，重农学派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领域，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亚当·斯密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形成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提出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在《国富论》中，斯密深刻地阐述了两种劳动的解释和两种价值的规定，并得出“财富并非由金或银带来，其实全世界的财富最初都是通过劳动得到的，对于那些拥有财富和想要用财富换取某些新产品的人来说，财富的价值精确地等于获得或支配这些产品所需要耗费的劳动数量”^〔2〕的科学见解。斯密不仅看到商品的交换价值由生产这些产品所消耗的劳动数量所决定，甚至还看到这种价值交换的社会关系根源，商品交换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用于交换的商品也就是商品所有者拥有的对创造财富（商品）的劳动量的支配权。

当古典经济学家以特殊的方式承认“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3〕，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正如斯密将财富归结为劳动，扬弃了财富的“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斯密对财富主体性本质作哲学抽象式提升，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巨大……”^〔4〕斯密的生产劳动二重性理论揭示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恩格斯也因此而盛赞斯密为“经济学路德”。

在马克思看来，试图从生产过程中来探讨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层发展规律，而不停留在流通领域所折射的表层经济现象，“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它为进一步认识财富背后所隐藏的人与人的关系奠定了历史的前提。“马克思正是从这个思想萌芽出发，把物与物的关系归结为人与人的关系，把商品中所蕴含的权力归源于人类的社会劳动，由此打开了用唯物史观剖析社会经济结构的思想之门。”^〔5〕

然而斯密并没有就此明确而彻底地发挥“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的论点，却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经济范畴及规律的产生和过程看作既定的事实，而不是有待于批判的现实。他虽然得出“既然一切社会财富都归为工人的抽象劳动，劳动的全部产品理应属于工人所有”的结论，但他没有把“财富”和“价值”、“劳动”和“劳动力”进行区分，误将私有财产（财富）看作累积起来的劳动，认为劳动要用资本来购买，故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劳动果实天经地义。事实上，“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6〕。(www.xing528.com)

资本只有通过对劳动力的控制，才能实现对劳动的支配权。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只是劳动力商品价格，而非劳动力所创造的大量劳动价值本身。显然，资本与劳动力的交换让渡的是劳动力生产财富的全部劳动力量，这些劳动力量继而被资本家用作发财的工具占为己有。资本增殖的那部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统治的过程。本来与自己同一的“对象化活动”反成了支配和奴役自身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发现这一经济事实并从中提炼出“异化劳动”的概念，并由此提出“人同自己劳动产品相异化”、“人同劳动本身相异化”、“人同自己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四组矛盾性范畴。不难发现，“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7〕，在斯密那里，劳动只不过是发展财富的手段和条件，注定他会把“财富本身和财富生产本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漠视财富创造者人的自身发展，只抓住“人的劳动的本质”而舍弃“劳动的人的本质”，致使“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是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8〕。斯密的资产阶级立场之所以对“劳动异化的本质”熟视无睹，是因为他们“把工人不是作为人，而仅仅是被作为‘工人’来考察”，将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悬置”起来，只有一种事实判断，而没有一种价值性审视。他们理论局限性的根源在于“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9〕。

马克思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10〕，为了进行生产，人们必须以一定方式结成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并借助这种社会关系进行对自然的占有，也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生产。于是从客观存在的感性活动入手，马克思得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11〕，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的认识也就顺理成章。这就是马克思探索人类劳动创造和生成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经济学理论分析范式——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它有别于斯密的劳动价值论。

斯密的后继者李嘉图的财富思想更是充斥着“敌视人”的情绪，其“为生产而生产”的这种财富发展主张尽管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他以为，工人的生存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才有意义，并十分赞赏资本主义把生产作为最终目的，这种生产形式同以前的各种生产形式相比，能给生产力以自由发展的天地。“不考虑生产者、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在法国古典经济学终结者西斯蒙第那得到批判和质疑。他认为，人创造财富的目的，不是为了财富而创造财富，而是为了满足人的愿望和需要，进一步指认社会生产不是“无限制地增加财富”，而是在于他们根本不考虑人的问题，把人遗忘了。西斯蒙第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最终走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面，马克思认为西斯蒙第这种“对资本主义财富生产过程中生产力作为内容与生产关系作为形式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天才猜测在政治经济学上开辟了一个时代。他虽然中肯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矛盾，但他不理解这些矛盾，并没有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去寻找资本主义生产矛盾的最终根源。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更是彻底将生产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财富研究中抽离出来，而主张从物品的效用角度来界定财富。创造能满足人类需要的物品，就等于创造财富。当斯密把人们的目光转向财富背后的“一般劳动”，试图从人与人之间关系来研究和把握经济的内在运行规律时，萨伊又再次把财富生产问题置放回狭义的经济学的道路。“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从萨伊开始，西方经济学基本上不再关注财富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问题了，不再关注财富背后所体现的隐含在人与物的关系背后所体现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了。萨伊开创的这种思路后来逐步演变成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思路。”^〔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