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共同体：内敛发展的小结

关中农村在战争年代虽少受硝烟弥漫之苦，但却常遭盗匪猖獗之害，为了集全民之力，共御匪患，当地形成了特殊的居住结构——堡子。堡子不仅从物理空间上将人们聚集到一起，缩短了人们的空间距离，而且由于人们互助合作机会增多，堡子共同体形成，集体意识增强，人们的心理距离也得以缩短，堡子成为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所，日常活动都以堡子为单位进行。新中国成立后有形的、物理上的围墙虽然消失，但无形的、心理上的围墙依然存在。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但重视和讲究人际关系的传统并没有发生改变，走人情就是村庄内常见又重要的人际互动，它细碎多样而又持久深入。人情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有情而建立起的一种通过物质或者劳力等方式实现互助的交往关系。简单来说，因为有情，才走人情;因为走人情，才越来越有情。走人情要考虑到感情的长久维系，而关系持久性不能单靠无形的感情，还要将这种感情赋予物质或是互助合作中，在这样持续长久的往来中构建起自家在村庄里的社会关系网，强化自家的社会资本。如果两家不走人情，那么联系就会减少，感情就会变淡。如果一个人在人情往来中只进不出，别人就不会愿意与他走人情，维持长期交往，而如果只出不进，这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人情是一种交换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种相互拖欠的人情，人们总是让他人欠自己的人情而自己却不愿意欠他人人情，就是这样的持续往来，延续着人际关系，人情只有在算不清、还不完的情况下，人们之间的关系才能旷日持久地继续下去。

另外，为了维持良好的关系，也要避免人情施受双方过分悬殊，维持人际关系的相对平衡(翟学伟，2007)，所以农民在收到人情时都会记录下来，形成完整的人情账本，哪怕没有字面上的记录也会记在心中的，这些人情收支要在以后的互动中慢慢平衡，并在这种平衡过程中再生产出新的人情收支结构，所以人情往来是一种长期性、生长性的关系。其实这种对人情收支的记录根本上是因为人们对村庄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对村庄生活有着长远预期，如果一个人对自己在村庄中的生活并不抱什么期望，那么他并不会在意自己是否参与到社区中间，是否与社区其他成员进行了互动，走人情的长远效益也并不会被他看重。因而从这种层面上来说，人情是一个共同体的联结纽带，是共同体成员身份的标志，也承载着该共同体的基因密码。那么我们就从人情来解码关中农村。

人情互动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随着父代与子代在走人情这件事情上的交接，人情圈不仅仅只有继承，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村庄作为村民生产与生活的基本单位，是大多数农民日常走人情的基本单位，这里所说的村庄是指自然村，也即堡子。而由于人口流动性增加，城乡之间开放性增强，现在年轻人在结婚前的交往圈多半是在村庄之外进行的，因此他们的人情圈与生活在村庄中的父辈不同，但当他们结婚后回到村庄，他们还是要以堡子中的人情为主，因为堡子是一个结构完整严密的社区，外部性的人情在这里并不会起到太大作用，更多的还是要依靠村庄内部的人情关系。而且即便是在外面工作的人，他们也会在意村庄中的人情往来，因为他们的亲人还在村庄里，他们以后也有可能回到村庄中，所以他们希望与村庄中的人保持联系，不让自己与村庄的关系断裂。因此关中农村的农民对堡子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其人情往来主要是以堡子为边界。(www.xing528.com)

在人情往来中需要遵循一定的机制与规则，可以让人形成长远的预期，让人确信这次的付出在以后能够得到回报。人们对平等有着同样的需求，就是不能让交往的一方太吃亏，但他们并不以一次交换来计算，而是建立在具有长期交换可能的前提下来计算，这次你吃一点亏，下一个事情我就会补偿你，甚至让自己吃点亏。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通过互相“欠”人情，建构了长期的社会交往，加深了彼此的感情，并且通过这种社会交往来进一步加强合作，互相帮助对方完成一些彼此没有办法独立完成的事情。另外，在关中地区，走人情的方式很多，因为方式上的多样性，保证了人们可以在不同事情上还人情，不用担心自己家没有孩子结婚，没有老人过世，送出去的人情就回不来，或者太久回不来，比如下李子和采摘猕猴桃这样的事情年年都要发生，因此对方不用等到你家儿子结婚，或是老人过世的时候才把礼还回来，可以在每年的换工中把人情还了。

堡子中的人们不仅关注自己在村内的当世生活，还要注重自己的生活作风和待人接物对子孙后代的影响，若自己不能在村内树立良好的正面形象，不能得到村庄舆论的认可，子辈的婚姻便会面临挑战，子辈在村庄的生活就难以进行，而自己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也无法完成。婚姻缔结的是两个家庭的关系，在男娶女嫁时，双方父母都会通过各自的亲属关系网络对对方家庭在当地的口碑进行摸底调查。而村庄内部人们世代生活、人情往来积淀的生活经验和生活习俗，久而久之形成了不成文的舆论规范，这对村民的言行起到规约作用，它不同于正式的文本型和制度型的规定和物质性的奖惩，但是这种虚的规范力量却发挥着正规制度文本难以发挥的功能。比如，村庄里评定好媳妇、孝子都有理想标准或现实的标杆样本，符合该标准的人就会获得村庄舆论的正面评价，在村庄生活中获得荣誉感和自豪感;而不按村庄传统规矩办事就会遭到村庄舆论的强烈谴责，这类人在村庄内部便丧失面子，甚或被边缘化。正是这些地方性的规范约束，强化了人们对村庄、对堡子的归属感，以及个人荣誉和集体荣誉感，而如果村民记忆深处的村庄荣誉不断强化，村民对集体的认同就不易发生变动，这就意味着社会共同体能够继续为其成员带来自我延伸，赋予其依托的想象和利益(周怡，2008)。其实，地方性规范和村庄认同感是双向互动，共同强化的，在这一背景下，即使村庄面对各种新变化，也不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失范现象，因为它有坚定的文化内核。

从全国来看，我们可以将城镇化过程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发型城镇化，这是指人口的城镇化和生活方式的城镇化;另一类是诱导型城镇化，这是指与增减挂钩相关的城镇化，其通常做法是让农民放弃宅基地和土地，给予其一次性补偿款。但在我国农村人口庞大、社会问题复杂的背景下，城镇化不应单纯地讲户籍制度改革，不应简单地指离开农村进城居住。关中农村的农民对在村建房积极性很高，他们对房屋建设投入很大，无论是从外部造型还是内部设施来看，这些住宅与城市单元楼相比都毫不逊色。我们从前面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到即使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这里的农民对在城市购房也并不热衷，一般意义上的城镇化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吸引力，这是有其深层原因的。堡子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单位，是互助合作的共同体，人们在这里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繁荣的果业种植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而厚重的村庄文化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与充满未知的城市生活相比，人们更愿生活在村庄中，正是堡子中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强大，使得村民积极在村子里建房，在村庄中生活，因而对于村庄结构完整，村庄发展具有潜力的地区来说，就地城镇化可能是更好的选择，而针对就地城镇化的居民，需要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基础教育、卫生医疗、养老服务等，使其在当地就可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闻海燕、陈飞跃，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