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三村的上访事件：从普通村民到异类群体的蜕变

关中三村的上访情况并不多，社舞村上访事件只有2例，其实主要是村民张阿岁上访，接着产生了一系列的后续影响，使村庄中无正式职业、家境贫困、带有“混混”气息的青年人开始上访，其上访的事由皆为村庄公共事件，并将矛头指向村干部。

张阿岁上访事件:

1996年张阿岁办了个养鸡场，五组小组长经常打着村集体的名义买鸡蛋，说是买，其实就是打白条，赊账。当时还需要缴农业税，当村民小组长到张阿岁家收钱的时候，张阿岁的妻子不愿意缴，想拿之前小组长没给的鸡蛋钱抵，组长不愿意，于是双方便吵了起来，张阿岁的妻子当着大家的面说了难听的话，羞辱了小组长。当时张阿岁正跟村上申请要宅基地，申请交到村里后，主任看了十几天没签字，把它交给了小组长，小组长因为之前的吵架很生气就没有签字。

同年10月份，小组长家的果树被人砍了，张阿岁作为重点怀疑对象被抓进派出所，且派出所把其家里贩鸡蛋用的三轮车也开走了，也要对车进行调查。抓了24小时后，什么也没有审查出来，但是村里领导认为就是他干的，派出所受乡政府的压力，不管对与错，抓进去关了15天。在这15天时间里，张阿岁气得头发都白了，当时他的妻子还要照顾刚出生不久的小孩，养的鸡都饿得不下蛋，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张阿岁放回来之后，村里面还是不满意派出所的处理结果，张再次被抓走了。再放回来后，他之前交的宅基地申请不给批复，办了准生证的二胎却被莫名其妙地罚款三千，准生证也不给发。1997年1月，会计的树也被人砍了，县公安局觉得此事定有蹊跷决定彻查，这次邰坞县公安局长也来了，张阿岁仍是调查重点，但是在经过一番折腾之后，什么也没有发现，不过张阿岁的嫌疑也被澄清了，因为公安局在他家装上了窃听器，证实了他的清白。

1998年冬天，村主任哥哥的树被人砍了，1999年小组长家的树又被人砍了，接着村庄砍树事件前前后后发生了七八回，后来公安局直接不来了，认为社舞村的村风很歪，但是当时的村主任满堡子宣扬，说是张阿岁干的好事。因为这些事件，村民也对张阿岁不理睬，将其孤立化、边缘化。张阿岁的名誉受损，兄弟关系遭到破坏，家庭也受到了损失。有村庄集体活动，不让其参与，红白喜事也不叫他，与他关系亲近的人家在土地调整、农田灌溉、低保等方面都受到不公平待遇。

其实这本来是一件能在村庄内部解决的事情，却被闹到了村庄外部，由公安局来解决，而一旦正式的国家公共权力介入，事件的性质就发生变化，由一件村庄内部可以化解的私人恩怨演变成了公共权力对个人的制裁与惩罚。在村民看来，进了派出所，就被打上了恶人、歪人的象征性符号，这种象征性符号的影响是深远的，带着这种象征性符号的人在村庄共同体中将出现信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将被排斥出村庄共同体的认同圈，也就无法参与村庄内部事务，成为村庄的边缘人。

于是从这时起，张阿岁开始上访。首先告的是公安局:公安局把自己不明不白地抓起来，不明不白地放出去，公安局的车前后到他家11次，造成名誉严重受损。县公安局给了他几千块钱，并与他签了协议，协议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人抓错了，生活要给予照顾。第二，必须解决宅基地问题。第三，对计划生育问题必须给予答复。但是县公安局不是直接处理这几件事情的，而是把责任重新推给村里，由村里解决这些问题。而事情到这里并未结束。村里对他依旧不理不睬，对协议内容也不做任何处理，张阿岁又开始上访。这次去了省里，接着市里和县里都批复了相关协议，把计划生育的罚款退了1600元。

由于村领导有意无意地处处刁难，张阿岁的怨气一直没有消散，而自从他有了上访经验，在村里面就有了名气，这样他就成了村庄负面信息的积聚点，他的住宅也就成了村民反映问题时的汇聚地，因此也形成了示范效应、积聚效应、放大效应。张阿岁俨然成为了“村民代表”，获取负面信息的能力大大提高，在行动方面也就更有了底气。村民的怨气主要集中在村庄资源分配不公上。第一，土地分配方面。土地调整困难，与干部关系好的人分得好地。第二，低保方面。关系保，人情保，公益保(谁打扫卫生，谁吃低保)现象普遍。第三，水资源分配方面。在灌溉用水上，与村干部私人关系好的人排在前面，并且机井被私人霸占。第四，项目制方面。补贴并未到人，账目也没有公开;工程质量存在问题;骗取、套取国家资金。第五，民主权利的行使方面。权利受到相对剥夺，选举存在舞弊行为;党员的权利也没有得到有效行使。

张阿岁有了这些材料，对现任村干部更加不满，“私”气上升到了“公”气，以前是个人利益的争取，现在则是为了村庄的公共利益伸张正义。有了这样的底气，就会产生一种道德优越感，做任何事情都会拥有无比强大的精神动力，也有了毫无畏惧的勇气，行动能力也就更强。

于是2013年腊月，张阿岁向县政府反映村庄情况，县里面安抚他回去，之后就做处理。村书记知道后，恐吓他，说县政府以前害死过上访的人员。张阿岁继续向县纪委打电话，但未拨通。他就认为村书记树大根深，在县里面反映问题没有用。于是2014年4月，他就带着上面提到的材料到中纪委上访。中纪委工作人员说两个月内给答复，但是两个月过去了，省里面、市里面并没有消息。张阿岁就认为，政府内部在踢皮球，走形式给农民看，不解决实际问题。村干部在村里面对他冷嘲热讽说，某些人闲得无聊，到北京旅游了一圈，回来还给报销路费和食宿费用。这也产生了示范效应，村里面的一些“混混”似乎发现了商机，觉得上访比干活强，种田还要出力，上访不出力还有报酬，就开始了无理上访。

通过上述事件可以看出，张阿岁从一个普通村民走向上访告状，是脱离村庄正常社会生活的过程，是成为村庄异类群体的过程。起初，张是因为与村干部有私人过节受了怨气，后因村庄连环式的砍树事件，嫌疑落到自己身上，怨气更重。与此同时被村民孤立和边缘化，在村庄内难以正常生活，就彻底放下包袱，不顾村庄舆论和评价，走上了泄气上访的道路。

张阿岁上访事件在村庄内起到了巨大的发酵效应，张上访的事由不再是自己的私人事件，而是指向村干部牟利，指向村庄公共事务，由此，村庄近10年来发展过程中被包裹的一些牟利隐秘事件都被曝光。张这种以公共话语为旗号的上访得到了一部分村民的正面评价，他们认为村干部的贪污腐败问题应该治理。而另一部分村民则对张上访事件持负面评价，认为张的上访带坏了村庄风气，这部分村民多为村庄中的老干部群体和现任的村干部群体，他们认为“信访制度害死人”，“和谐社会建设把社会整得不和谐了”。(www.xing528.com)

年轻人上访事件:

村庄中的4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平时在附近卖烤肉和凉菜，2014年7月27日去邰坞县人民政府纪检委告状，告状内容如下:我们是陕西省邰坞县大道镇社舞村的村民，现将社舞村党委书记的有关问题举报如下:(1)耕地征用费标准和款项公布不清。(2)套取国家项目资金中饱私囊。(3)肆意妄为骗取国家低保资金。(4)瞒天过海虚构工程项目套取资金。(5)私自占有国家惠农补贴。(6)账目不清浑水摸鱼。年轻人表示，自己听说上访有钱拿，到人民政府门口给3000，到门口里面给5000，到中纪委给1万—2万。正是因为各级政府维稳不出事的逻辑，使上访者尝到了甜头，即使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也有一笔上访封口费。当地村庄年轻人上访是典型的牟利型上访，其上访事由纯属幌子，其背后是服务于其他村庄政治群体或是为了挣取上访“资金”。因为作为村庄内的年轻群体，平时对村庄事务不甚了解，告状的内容却是有条有理，每个理由都有详细叙述，且这几个上访告状的年轻人直述的告状事由都是要低保，而具体的告状材料直接指向村书记个人，且条条都是从村庄事务的漏洞出发举报村书记。

4个人经常在× × × ×镇，现在生意不好，他们的家庭情况也不好，心理不平衡，都想吃低保。其中有一个人名义上吃低保两年了，只是有名字没有钱。我们去北京上访，其实没有钱，只是给报销了路费。现在村上快换届了，有人想上台，任MS在村小卫生所乱说，那里人多，他说，不去告状就是二球，村上问题这么多，怎么能不告状?张阿岁去北京告状得了2万元，告状还有钱得。村上的年轻人听了后躁动了，家庭比较贫困的，不仅要低保，还想当官。(2014年7月30日，与张阿姨的访谈笔记)

现在的上访都是换届选举惹的祸，小家伙是别人花钱雇他上访，他们在× × × ×镇的烤肉生意都不做了，专门去上访。现在上访户暴露在外面的就是张阿岁一个，其实整个上访都是串联一片的，都来告我们村委会，要把我们这一届整体搞下台。当农村的干部不好干，千万别干这一行，现在五组的小组长都没有人敢当了。俺开车从路上走，遇上人，车要停下来，开窗打个招呼，不然就是得罪人了。要是不治理乱告状的人，农村这个官没人敢当。(2014年7月31日，与李会计的访谈笔记)

那么当下农村到底谁在上访?

从价值判断的层面上来讲，上访分为有理上访和无理上访，前者可分为维权型上访和求援型上访，维权型上访多是利益受损群体在满怀怨气的情况下维权泄气的行为;求援型上访多发生在村庄公共品供给存在困难的形势下，村民为了正常的生产生活而采取的向上级有关部门求援的举动。这两种有理上访都是有一定门槛的，即并非人人可以去上访，用村民的话来讲，“去上访的都是有本事的人”，不管上访是出于私人泄气的目的还是为村庄公共事业谋福利的“公”的目的，进行有理上访的多为村庄中的精英群体，这部分群体有一定的文化学识，同时又有胆识和气魄。无理上访则多为牟利型上访(田先红，2010a)，由于信访制度有一套严格的责任追究办法，“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将信访压力最终传递到基层乡村干部头上，而信访考核中的“一票否决”更是给基层政府戴上了“紧箍”，一些农民正是利用了基层政府维稳的心态，以上访要挟基层政府获取利益。村庄中的无赖多为无理上访的主体，这部分边缘群体在村庄中占了极少的比例，但其影响和破坏作用极大，消耗了大量治理资源。信访制度本是自下而上地反映村民问题、解决村民困惑的渠道，在当下国家维稳不出事的治理逻辑下，各级部门无底线、无原则地退让，出现了“去政治化”的趋势，于是钉子户、无赖找到了牟利空间，以至于信访制度发生严重扭曲，无理上访大行其道，上访变味变异。

那么如何解决无理上访?能否直接堵上上访的渠道?信访制度规定不能越级上访，但在实践运作中却难以落实，但人们普遍对基层政府不信任，在村民看来只有向更高层反映问题，自己的问题才能得到更快处理，诉求才能得到更好回应，因而村民跨越诸多行政程序越级上访更具普遍性，这给基层治理带来极大压力，因为问题最终的解决往往还是自下而上，即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归落地到基层，但是因为行政上层的介入和施压，给基层带来巨大的负担。上访问题的缓和归根到底需要增强基层社会的自我组织和治理能力，把村民的矛盾、诉求在基层范围内处理和解决，这就需要国家公权力给村民自治更大的权利空间，同时还需要加快政治文化建设，加强对农民的规训与教育(田先红，2010b)。

当下农村主要上访群体可笼统地分为三类:高龄老人、残疾或精神智障群体、有权势有关系的群体，这些群体上访的成本低且媒体舆论往往给前两者贴上弱势群体的标签，借助这种身份的特殊性，这部分群体上访往往具有道德优势。而道德评判与理性评判又往往难以平衡兼顾，在此情况下，理性评判通常被大众认为不合情理，道德评判又使公平和正义受损。

毛主席曾说过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最后他总结10年的经验教训是改革开放10年来最大的问题是教育问题。现在农民是一盘散沙，过去催粮要款，这事还好弄，现在不收费了，反倒不好弄了。现在都以利益为主，法制观念和核心价值观都淡薄了，现在农村都下滑到西方自由化的程度了，突出表现就是公益事业无人过问，一事一议集资搞不起来，跟农民一分钱都要不上。农村的无赖抬头比较厉害，通过上访、堵路、集中闹事等达到个人急功近利的目的。现在农村没有正义感，没有羞辱感，以利益为主，耍赖。比如，出了交通事故，他就去堵路，去政府上访。农村从全社会来看不是贫富差距问题，而是人的思想、意识形态发生了改变，走向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全盘自由化。(7月18日，与李书记的访谈笔记)

对于现在全国农村普遍出现的上访问题，村书记认为这是农民的思想出现了问题，村庄中某些破坏分子败坏了社会风气，因此农民需要被教育，而教育农民主要是对当下农村歪人的再教育，歪人是不守村庄规矩、谋求自我利益的村内边缘群体，这一为数不多的群体对村庄正常社会秩序的运行起到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对良好的村风民俗有潜移默化的瓦解作用。因此，需要对这部分群体进行教育，需要用村庄“公”的规范来改造其思想，使其树立社会公德，遵守村庄共守的价值规范。

当下农村需要被治理吗?农民需要再教育吗?由谁来担当治理者和教育者?传统时代，村庄精英或村庄积极分子在此过程中承担了主要角色，而在当下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背景下，精英群体渐趋退出村庄的政治舞台，多在社会生活层面上组织社会秩序，且随着农民个人意识的增强和大家庭观念的弱化，精英开始消极处理村庄事务，遵守“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不得罪人的处事逻辑，在这些综合作用下，村庄秩序如何维持，农民利益如何得到维护将是个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