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劳动批判理论的核心观点

国民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劳动与资本具有同一性，这从他们各自对劳动与资本所下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或者说，在作为财富来源手段的界限内，他们认为劳动与资本是平等的、统一的，马克思将他们认为的这种统一性概括为“资本是积蓄的劳动。”^[56]按照这种观点，劳动的积蓄会带来社会财富的增加，国富民裕或“共富”的理论目标也随之必然产生，在“共富”基础上的“共享”也具有了必然性。但贫富分化与阶级对立的状况显然使这种理论推定陷入危机之中。马克思发现了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虚假性，由此得出的一系列结论构成了他劳动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在马克思看来，把资本理解为“积蓄的劳动”是错误的，是对资本概念及其本质内容的一种最大的误读。

劳动的起始条件与资本的形式具有一致性，即都以“物”的形态呈现出来，且劳动的目的与积累起来的资本最终仍表现为“物”的形态，就像萨伊所说的，实现对自然的奴役。“物”被创造出来能够满足个体劳动者生命存在与延续的需要。但个体生命的自然需要具有有限性，当劳动所得超越了这种自然需要或生命需要之后，势必会引发对劳动目的乃至交换目的认识的根本转变。以“物”为对象的交换一旦突破使用价值这一自然属性，不仅劳动与交换目的获得了本质改变，资本的表现形式也会在超越“物”的形态界限之外获得全新的自我表达，甚至自我的独立运动。

在劳动积蓄为资本的界限内，既然劳动的对象、条件以及资本的形态都以“物”体现出来，这说明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物的关系，从根本上未能超越使用价值或对自然物的占有这一界限。在马克思看来，以自我生命需要为目的的劳动就是“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和通过这个对象返回自身”，即满足自身对“物”的需要，个人永远都以自我需要为目的，从而把自身封闭于自我构建的活动之中，并与自我之“物”打交道，这无异于动物界的自我满足，因为大象和老虎也不会彼此为对方生产或提供生命所需，甚至可以说“一窝蜜蜂实质上就是一只蜜蜂，它们都生产同一种东西”^[57]。马克思用一连串的比喻，形象地指出国民经济学劳动概念的理论局限性：人与物的关系或“物”的生产始终是无法逾越的界限，这与动物生存有何本质区别？但人毕竟不同于动物。马克思就此批判性地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必须在人与物（或说物的使用价值）的界限之外，即交换价值那里才具有科学性，因为交换是在不同劳动者之间展开，人与人的关系才是真实而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此“关系”或人与人的关系正式进入劳动批判理论的视野。从劳动出发阐明不了资本的真实本质，是因为国民经济学家在“物”或人与物的关系以及自然需要的界限内展开讨论。要从人与人的关系入手来重建劳动、资本的科学概念，在“积蓄的劳动”界限外来讨论资本的生成及形态。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资本在交换价值视域内的生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还涉及交换的普遍化、货币与价值的形成。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讨论了货币在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双重职能界限内无法转化为资本，即纯粹的货币积累产生不出资本或资本化的关系，根源就在于它还是“积蓄的劳动”或“物”的同义反复。马克思指出：“如果我像萨伊那样说资本是一个价值额，那我不过是说，资本=交换价值。……我不能用简单的加法从交换价值得到资本。我们已经知道，通过单纯的货币积累，还产生不出资本化的关系”，马克思由此把货币区分为两种形式：“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并以此来论证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一旦货币表现为不仅与流通相独立，且在流通中保存自己的交换价值，它就不再是货币，——因为货币作为货币不能超出消极的规定，——而是资本了。”^[58]对国民经济学家来说，在生产环节通过劳动的积蓄就可以产生资本，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获得了以交换价值为基础、以流通领域为前提、以货币为新形态的全新表达。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以棉花的交换为例，来证明资本在流通中的生成过程，资本在获得了全新形态与独立的自我运动后，其目的是什么呢？“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地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值。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因此，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是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59](https://www.xing528.com)

在超越使用价值或“物”的界限之外，资本在流通领域获得了“非物”的形式，运动目的也不再是对自然物的占有，而是对利润的无限追求。这说明，劳动与资本不再是共创财富的协同方，在国民经济学中的统一性已然瓦解。特别是当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时，个体劳动者原本是自身劳动力的所有者，但在作为商品出售后，等于出让了自身的使用价值，从而与原材料、自然条件等被“物”化在一起使用，并服务于资本获取利润的根本目的。这也就同时意味着劳动不仅与资本发生了分离，而且处于资本的控制之下，劳动从此转变为可雇佣劳动，再也不是自我生产、满足自我生存的那个占有自然物的劳动概念。雇佣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者的生产、生活状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异化劳动”来概括，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更是进一步论证指出，“资本从流通中出来，并且把劳动设定为雇佣劳动”，“资本发展到怎样的范围，雇佣劳动也就发展到怎样的范围。”^[60]这充分突显出资本在成为市民社会生产方式的普遍样式后对劳动力及其劳动活动带来的实质变化。

从上述论证中我们可看出，马克思在批判国民经济学劳动概念基础上形成的劳动批判理论，在批判国民经济学劳资统一虚假性的基础上，论证了劳资对立的真实状态。马克思认为，在资本控制下的劳动转变为雇佣劳动，这是劳动的一种非正常表现。在雇佣劳动的视域内，生产的目的从“物”转变为“利润”。经济上的根本对立不仅决定着劳动者处于贫困的境地，在政治领域内的根本对立也具有必然性。同时，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劳动概念视域中设定的“共富”目标从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马克思劳动批判理论不仅具有理论上的科学性，更具有现实发展中的可行性、现实性。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一再强调，国民经济学把劳资统一的基础置于私有制的前提，是虚构的而非真实的状况。最终以劳资统一为核心精神构建起来的“共富”目标，却因其前提的虚假性而陷入无法实现的理论虚幻。马克思劳动批判理论认为，只有消灭了资本私有制这一前提，从而消除了劳资对立的前提，才能最终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实现“共富”。这就使这一理论目标具有实现的科学路向与现实可能。

在使用价值或“物”的界限外，把人与物的关系转向人与人，即在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形成的雇佣关系，进而把使用价值引向价值、把自然主义或经验主义方法引向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在分析劳资对立过程中论证出商品的二重性、劳动的二重性以及剩余价值理论等，都构成了马克思劳动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在消灭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的共产主义社会，且以“共富”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特征。这些思想不仅与经济正义的价值目标相符合，也与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本质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