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资源配置的制度优化探讨

(一)制度优化的含义

水资源配置的制度优化有两种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是指通过有关水资源配置的制度设计来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二是指对水资源配置制度的优化。二者的区别是:前者强调的重点是资源配置的优化,后者强调的重点是制度的优化。但二者的实质是相通的,因为一方面水资源配置的优化要通过水资源配置制度的优化来实现,另一方面水资源配置制度的优化要用水资源配置的优化来显示和标度。

(二)什么是最优的水资源配置制度

在推崇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经济学家看来,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是最优的资源配置制度。

1759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最早用“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2]来形容市场的力量:市场中无数当事人各自独立地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非但没有造成混乱,反而产生了一个社会最优状态,哈耶克(Friedrich A.Hayek,1899～1992年)称之为“自发的秩序”(《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1973)。在亚当·斯密之后很多经济学家试图证明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市场会自动达到最优状态。瓦尔拉(Leon Walras,又译为瓦尔拉斯,1834～1910年)在1874年发表《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一文,提出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理论,认为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各种供求会自动地达到同时均衡,即所有商品和服务同时达到供求平衡状态。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Kenneth J.Arrow,1921～)、德布鲁(Gerard Debreu,1921～)和麦肯齐(Lionel Mckenzie,1919～)等人引入拓扑学与凸分析的方法,经过严密推理,在很一般的条件下证明了均衡的存在性与有效性,使得斯密“看不见的手”最终从天才的想象变成缜密的科学体系。一般均衡理论不仅证明了完全竞争条件下一般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而且证明了一般均衡符合帕累托最优条件。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年)提出的,指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当没有谁可能在不损害他人福利的前提下进一步改善自己福利时,此时群体的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也就是处于一般均衡状态。

一般均衡论者相信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并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是最好的制度。(www.xing528.com)

但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只能是理想假设,一般均衡只存在于理想中,现实中到处存在的是非均衡。因此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虽好,但现实中不存在理想的自由市场经济。

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20世纪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曙光,2003)

由于非均衡的广泛存在,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必须引入政府调节以及社会参与。

根据制度经济学派的交易费用理论,好的水资源制度应该是保证水资源交易费用低的制度。(详见第二十章水资源管理制度)

对水资源配置而言,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制度。具体到一个特定的国家和区域,应该根据具体国情、区情,设计和采用适合的水资源配置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