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的环境保护要求对工业用水有很强的抑制作用,高标准的环境要求,既要求减少从自然水体中的取水量,又要求减少废水向自然水体中的排放量,从两方面都推进了工业取水量的减少。西方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这种较高的环境要求无疑是发达国家工业用水减少的深刻背景之一。瑞典的工业用水量和总用水量在1966年就开始减少了,主要原因就是因为1964年通过了更严格的环境立法,强制冷却用水的循环使用,以减少废水排放量(Falkenmark M,1977)。荷兰的用水也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减少(Colenbrander HJ,1986)。美国工业用淡水取水量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减少也与1977年实施更严格的污染控制法规有关(Colenbrander HJ,1986)。更严格的环境法规不仅直接要求减少淡水取用量和污水排放量,而且通过对高耗水、高污染行业的惩罚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强大动力。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因此中国大众的环境意识已有很大很高,政府也加大了环境执法的力度。不仅中央政府投入巨资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地方政府和老百姓也普遍增强了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可以说,中国正由停留在纸上法规的弱环保时代走向严格执行的强环保时代。这一严格的环境保护要求,也必将如发达国家曾发生过的一样,对用水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在用水量增长已放慢的条件下,更严格的环境要求很可能使用水量下降。例如首都钢铁集团公司既是北京的用水大户,又是北京的污染大户。著名冶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就提出了“要首钢还是要首都”的问题(阿君,2000)。他指出钢铁工业应成为高效、清洁、省能的工业,否则前途堪忧。显然不能为了保首钢而把首都搬离北京。正确的选择必然是首钢采用耗能耗水少、对环境好的新技术,或者从北京搬出去。类似这样的在优良环境和污染企业之间的选择会越来越多,而选择结果必然是污染企业逐渐被淘汰。(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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