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危机研究的视角优化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虽然学界对资本主义危机相关理论的分类未达成共识，但文献中出现频次较多的理论有马克思经济危机论、结构性危机论、生态危机论、福利国家危机论和系统危机理论等。

马克思经济危机论主要围绕生产过剩展开，从商品过剩、资本过剩以及信用扩张角度剖析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根源。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强调，资本主义危机非外因所致，而是其内在经济运行机制的必然趋势（Grossmann，2000）。1929年亨里克·格罗斯曼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规律与崩溃：危机理论》中提出，以利润为目的的生产使资本主义不可能像纯粹的使用价值生产那样永续下去，利润的消失将导致生产过程的中断（Grossmann and Banaji，1995），资本主义危机是资本主义崩溃的自然结果。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为理解资本主义危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柱，其超越历史的宽大研究视野迄今无人可及（侯为民，2015）。

结构性危机是指非周期性因素引起的经济结构失调所造成的危机（俞可兴，1992）。二战后，资本主义频发生态危机、原料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结构性危机。20世纪70年代以前，结构性危机主要发生在生产领域，并向流通领域蔓延。20世纪70年代后，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结构性危机交织，成为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结构性危机理论特别强调各国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失衡以及国际分工体系变革等，这都是结构性危机的诱因。而科技进步引发的传统工业衰落，国际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等则是结构性危机的主要表现。学者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复杂性的最重要的表现是周期性危机和结构性危机的相互交织和加深（尔·恩托夫和李琮，1988）。

生态危机理论强调生态危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两种主要危机。生态危机理论的切入点是消费异化、劳动异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劳动过程和交换过程的异化。“这种体制的显著特征犹如一种巨型的松鼠笼子。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其中的脚踏轮上的一部分，既不可能也不愿意从中脱离。……成为环境之主要敌人者不是个人满足他们自身内在欲望的行为，而是我们每个人都依附其上的这种像踏轮磨坊一样的生产方式。”^[2]在福斯特看来，人本来是通过劳动与自然实现物质交换的，但资本主义将劳动异化了。原本有序的物质交换过程被欲望膨胀的商品交换所替代。伴随资本不断积累，人被异化的范围从生产领域延伸到消费领域。消费，一方面成为劳动自由的补偿，一方面又成为资产阶级实施控制的工具。消费异化使得人的需要与消费发生背离，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www.xing528.com)

福利国家危机理论主要研究后期资本主义引发的危机。后期资本主义与后工业时代、后现代社会以及信息社会等概念相称，其特点是适应资本主义传统控制手段被替代，权力行使更加依赖专业化方法和科学技术，被尤尔根·哈贝马斯称为“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危机理论强调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第一层次危机。伴随资本主义社会变革和调整，危机逐渐向第二层次危机过渡，即危机管理的危机，最终表现为政治系统的危机。该理论代表人物克劳斯·奥菲认为，经济、政治和规范是资本主义的三个子系统，三者关系紧密，相辅相成。经济子系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会受到政治和规范子系统的侵入，特别是政治子系统会将威胁导入到经济系统，使得经济层面的危机转化为政治层面的危机，这正是现代资本主义面临的主要尴尬症状（舒建华，2017）。

系统危机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具有综合性、复杂性。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系统危机的主要表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延伸，资本主义危机在全球范围拓展，具有了全球化特性。新自由主义危机理论可归在系统论。该理论认为，新自由主义促进高利润和长期的经济扩张，导致不平等增加、金融化程度加剧以及资产泡沫，为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打下基础（大卫·科茨，2010），代表人物有大卫·科茨、热拉尔·杜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