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特点

纵观现有研究，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呈如下特点:

（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模不断加大。在较早的研究中发现全国流转率较低，如张红宇指出多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在实践中的发生率一直在5%左右徘徊，没有大的进展（张红宇，2005）。但是随后几年的研究文献中所出现的流转率数据普遍高于以前研究中所给出的流转率。如2007年，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率为5.2%，2008年，流转率已经达到了8.7%（高青，2010）。2015年农业部统计，截至2015年年底，2.3亿农户中大概有6800万户全部或部分转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占到全国农户比例的近30%，流转土地面积达到4.3亿亩（陈锡文，2017）。王佳月、李秀彬、辛良杰（2018）通过研究认为2007—2015年，我国土地流转率从5.2%提高至33.3%。较权威的数据可能是农业农村部2018年年底统计调查的数据，农村承包经营土地流转率已经达到26.64%，其他的一些数据大部分是以个案来说明问题，数据出入也比较大，不宜作为宏观上的参考。但无论这些数据的准确性如何，但几乎所有的文献都同意总体上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率的趋势是不断提高的这一说法。

（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日趋多样化。刚开始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模式比较简单，主要是转让、互换、代耕、转包等简单的形式，但现在已经发展了许多新的模式。在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中也可以看到新出现出租、股份合作制等模式。在2007—2015年间，重庆、成都、江苏、山东、广东等地方发展创新了不少新的模式，这些模式与以前简单的模式不同，具有很好的研究意义。从前期所有相关研究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模式多达十几种，远远超出相关法律中所列举的转包、互换、转让、出租、入股五种形式。法律规定中把剩余模式统称为其他模式，相关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原因在于一方面上述五种模式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其他的一些模式只是在个别地方采用，也有的是新出现的，立法的时候还不存在。但总体上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是在不断的创新中变的多元。在各种流转模式的结构比例方面，从全国的角度看，转包所占的比例最大，其次是互换与出租，转让和入股。但对于各个不同地方的具体情况，这种比例排序会有差异。(www.xing528.com)

（3）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区域性差异较大，东南沿海流转率高于中西部地区。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也较大，东南沿海一带经济发达，农业经营收入在整个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因此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东南沿海土地流转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007年浙江省土地流转率已经达到23.5%，而中西部地区基本在10%以下（易小燕等，2010）。2008年，东南沿海省份土地面积流转率高于全国8.7%的平均水平，其中广东省为14.2%，浙江省为25.4%，福建省为10.2%。（黄丽萍，2009）。公开数据显示，2015年年底安徽省承包地流转率高达46.8%，河南省承包地流转率为34.8%，吉林省承包地流转率为27%，福建省承包地流转率超过30%（王亚辉、李秀彬等，2018），省份之间的承包地流转率差异高达近20个百分点。就算在一个省、市、县等较小的范围内，土地流转情况的差异也可能较大，大体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土地流转率要高一些。同样是浙江省，2008年松阳县、金华市金东区、慈溪市土地流转率分别为12%、21%和58%。同样是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玉田县和栾城县土地流转率分别为2.04%、4.9%和8.7%（卞琦娟等，2011）。（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平台增多，主体多元。为了推动农村土地经营权顺利流转，一些地方政府建立了一些土地流转信息平台，发布土地转入、转出信息，有的地方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促进土地流转的机构及支持资金，也有一些土地流转中介公司通过网络提供土地流转信息，为土地流转提供一系列的服务。这与以前农户之间依靠社会关系网络进行信息搜寻有了很大的改变。与以前流转主体仅仅是农户不同，目前参与土地流转的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农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涉农企业、土地流转中介公司、基层政府也参与进来，使得土地流转主体变得比以前多元，机会也明显增多。2019年7月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对鼓励和支持工商资本下乡参与乡村振兴的建议中披露的数据显示，全国有23个省就加强工商业资本租赁农地监管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全国有两万多个承包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流转合同率达7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