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其他影响因素

第一，部分学者根据经济增长模型，测算了不同要素对高端装备制造业增长的影响。比如，罗福凯等（2013）从要素资本出发，选取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财务报表数据，测算其人力资本、货币资本、物质资本和技术资本存量，然后运用经济增长模型分析员工人数、物质资本存量和技术资本存量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结果显示，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货币资本和物质资本存量的相对比重较高，人力资本存量相对比重较低，技术资本存量的比重最低，仅占资本总额的0.23%；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要素资本存量的地区分布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状况；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名义上是技术密集型企业，但其增长原动力仍然主要来自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技术资本对高端装备制造的产出贡献率非常小。再比如，王海龙和罗福凯（2015）使用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2007—2011年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计算出人力资本、货币资本、物质资本及技术资本存量，然后依据经济增长理论，测算资本产出弹性，并利用技术资本投入比率分析技术资本对产出的贡献。研究表明，技术资本投入对产出有显著正相关的作用；技术资本弹性与规模效应有关，技术资本弹性高，显示出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技术资本弹性低，显示出规模报酬递减特征；技术资本比例与产出有相关关系，产出高的企业表现出技术资本绝对比例为正，技术资本相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比例为负的特征。

第二，还有学者研究了FDI和ODI对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比如，王千里（2012）研究了在华FDI对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华FDI与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以及技术创新的产出均没有明显的强相关关系，说明在华FDI的技术转移以及技术溢出的正效应并没有明显地促进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原因可能有：外资进入在中国不同行业的分布存在很大的选择性；跨国公司的技术活动严重依赖母国的研发资源；FDI的独资化；美国的再工业化对中国的FDI产生巨大影响等。因此，依靠外商投资来发展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不是根本出路，必须以国内制造企业为主，科学选择优先发展领域，着力营造有利发展的体制机制，实施技术路线图工程，培育高端人才，从而提高企业自主创新力。张云和王昕（2013）则基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了ODI对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并以航空装备制造业为例，运用Engle-Granger两步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ODI对中国航空装备制造业的产品创新短期内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长期的促进作用受限于中国与航空装备制造强国之间的水平差距；不论短期还是长期，ODI对中国航空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均具有正面影响，由于研发的累积效应，长期的促进作用要大于短期；短期来看，过多的人均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投入会对ODI产生挤出效应。

第三，有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比如，陈旭升和钟云（2013）基于2012年东北地区高端装备制造业企业的调查问卷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创新能力、产品市场环境、中介机构、政府政策4个方面对高端装备制造业市场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产品市场环境对高端装备制造业市场绩效的影响系数最大，其次是企业创新能力与政府政策，行业中介机构对高端装备制造业市场绩效影响程度最小。再比如，林孝文（2017）认为企业所处的区域经济环境对其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区域经济环境的各要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各不相同。作者选取了沪深两市高端装备产业概念的65家公司，利用面板模型分析了2011—2014年区域经济环境与高端装备企业市场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开放水平、地方财政支持及基础设施的水平对其效益的提升具有明显作用，而区域经济规模、劳动力质量以及区域创新活力当前还不是提高其绩效的主要因素。再比如，韩凤晶和石春生（2010）认为，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商业环境下，高端装备制造业为了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核心能力必须动态地更新。作者采用聚类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统计方法，对高端装备制造业动态核心能力的构成因素进行分析，运用评估能力、整合能力、学习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四个维度的内部指标，对动态核心能力构成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实证研究，总结出13个影响高端装备制造业动态核心能力的重要内部因子。因此，高端装备制造业为提高对外部环境的动态适应性，进行核心能力提高时，对这13个方面的能力均应进行考虑，不能有所偏颇，尤其是对知识转型能力、知识利用能力和引进吸收再创新能力应有所侧重。

第四，还有学者研究了财政金融支持对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影响。比如，吴楠（2013）基于2008—2012年101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动态面板数据，研究了财政补贴对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补贴政策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研发投入产生了激励作用；同时，财政补贴与专利产出呈开口向上的“U”型分布。因此作者建议应对高端装备制造业实行高额度的财政补贴，即补贴额度必须超过专利产出最低点所对应的补贴额度，这种补贴政策一方面可以大幅提高该产业的研发投入，同时也能促进专利产出。再比如，周红根等（2015）选取2009—2013年中国A股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基于公司治理的融资约束、技术资本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1）技术资本配置与公司市场绩效显著正相关，与会计绩效显著负相关。公司治理对技术资本与市场绩效的关系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技术资本与会计绩效的关系促进作用不明显。（2）技术资本配置存在融资约束，配置水平依赖于企业的内部现金流的高低。公司治理和融资约束均会影响技术资本配置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程度。（3）外部融资方面，企业首选外部股权融资，其次是外部债权融资。公司治理水平影响技术资本配置对外部股权融资额的依赖程度；融资约束程度影响技术资本配置对外部债权融资额的依赖程度。（4）融资约束程度与技术资本配置显著负相关，公司治理影响融资约束对技术资本配置的程度。昌冬和田发（2016）认为中国经济一个让人诟病的地方是金融业没有深度服务实体经济，而这正是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瓶颈之一，目前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资本结构和盈利能力都要求金融业提供更多的支持。作者首先对金融支持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做了机理性分析，然后采用Wind高端装备制造业概念板块，并选取衡量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财务指标和衡量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金融规模的扩大、金融效率的提高以及金融结构的改善均能够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除此之外，政府的行政手段也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卢阳春（2015）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新科技主驱动性、新兴市场高需求性、产业多关联性、发展高风险性和自我循环强化等特征，以及支撑其发展的资源具有多元性、综合性和高科技特征，决定了科学合理的资源整合机制和政策扶持体系对于有效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学发展具有特殊重要性。作者通过对四川省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研究认为，通过创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和国际化引导基金，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实行结构性减税等优惠政策，选择金融支持与产业周期相适应的发展路径，实现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产业发展中的优势互补作用，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资金资源动态监测机制等途径，可以形成资金资源的有效整合机制。

第五，还有学者零零散散地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财务竞争力、建立伙伴关系、股东特质、网络关系嵌入、技术关联和扩散等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影响。相应的代表性研究主要有：彭中文和王媚华（2014）依据高阶理论并结合资源基础观，以2008—2012年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研发创新在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研发创新的中介作用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其隐含的作用机制在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呈显著负相关，但国有控股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取得的经济效果要好；研发强度和研发效率与企业绩效均为显著正相关。在研发创新对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方面，由于企业有限资源的内部配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影响研发创新战略，同时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只有一部分是通过中介变量对研发效率产生影响，而研发强度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贺正楚等（2016）认为财务竞争力作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竞争优势直接体现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竞争优势的强弱，财务竞争力的改善与提升直接影响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竞争力。他们通过构建企业财务竞争力的指标体系，运用结构方程理论，为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财务竞争力构建了测量模型。结果表明，企业的经营能力、偿债能力、资产规模以及发展能力四个因素，对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财务竞争力产生直接和正向的影响，间接影响企业营业利润、营业总收入和利润总额。(www.xing528.com)

曲艺（2015）认为，高端装备制造业由于其行业属性，建立伙伴关系是一种很常见的增强竞争力的方式，维持伙伴关系的稳定性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关系资本（两个维度：信任和承诺）在伙伴特性（四个维度：运作协调性、资源互补性、目标相关性、文化兼容性）与伙伴关系稳定性之间中介作用的理论模型，然后运用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伙伴特性的四个维度均对伙伴关系稳定性具有正向作用，且作用强度依次为运作协调性、资源互补性、目标相关性、文化兼容性；关系资本的两个维度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罗福凯和周红根（2014）认为，不同类型股东特质的差别会对企业发展方式和经营战略的选择起到重大作用。作者基于股东特质的视角，以2007—2011年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不同股东对企业技术资本和绩效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技术资本存量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机构投资者对二者的关系不存在调节效应；内部管理人对二者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调节二者关系的强度；国有控股对技术资本与公司绩效呈负向调节作用，为纯调节效应，调节二者关系的方向和形式；第一大股东对二者关系呈U型调节效应。

杨瑾（2015）以航空制造业供应链为代表，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法，研究了网络关系嵌入对高端装备制造业供应链协同能力和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关系嵌入对供应链协同能力各维度均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供应链协同能力中同步决策、产品交付及时可靠以及激励联盟均可以显著提升供应链的运作绩效；虽然激励联盟和供应链的运作绩效对供应链的财务绩效有着直接显著的影响，但是同步决策和产品交付及时可靠则需要通过改善供应链运作绩效间接实现对供应链财务绩效的影响。

陈悦等（2017）认为，高端装备制造业属于高技术产业，具有高创新性、高扩散性和高关联性的特点，因而其发展不仅依靠企业规模的扩张，也依赖技术扩散和技术关联。作者以中国78家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授权的6369项专利为研究对象，识别出20个主要技术领域；借鉴投入产出分析法，从专利生产的视角，测算出2006—2015年间各主要技术领域在技术网络中的影响力、感应力、溢出效应和吸收效应4个指标值的变化，并进行技术关联和扩散效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应优先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过程和机械控制调节系统、工业电力设备等方面的技术，并注重加强技术领域间的交流，以提高各技术领域的扩散效应。

另外，李坤等（2013）基于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视角，将国内外这一研究领域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影响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因素主要有空间集聚、技术扩散、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心城市依托、服务比重提高和空间组织重构等，而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关键是掌握一批事关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实施自主创新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