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多等（Bernardo，et al.，2001）提出一个经济学模型来分析，到底是由某些特殊工作所需要的高管行为决定了其薪酬结构，还是薪酬结构决定了高管的行为。他们认为管理者偏好由于管理高质量的项目或工作而获得较高的业绩薪酬，而不是业绩薪酬带来高质量的项目或工作[54]。格林施泰因等（Grinstein et al.，2004）研究与并购相关的薪酬，认为尽管研究样本中的CEO因并购获得了奖励，但这些奖励也是CEO权利、交易规模和努力程度的函数[55]。巴克马和佩尼斯（Barkema and Pennings，1998）研究了权利对薪酬的影响。通过对荷兰高管的研究发现CEO隐性权利（covert power，任期和创始者身份）对薪酬的影响大于显性权利（overt power，CEO或家庭持股的比例）的影响，这些都会影响到奖金的大小[56]。
随着现代公司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也将关注点投向了高管薪酬。由于公司治理结构（例如所有权结构、董事会制度等）决定了对高管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因此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因素将对高管薪酬产生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对高管薪酬的影响虽然存在很大争议，但也得到大量研究的证实，如雷马斯瓦米等（Ramaswamy et al.）研究印度企业特征，包括：所有者结构（家族持股、政府持股、公众持股、投资机构持股）、董事会结构（内部董事比例）、CEO二元性（是否兼职董事长），得到的结论为家族企业与高管薪酬负相关，CEO二元性和内部董事的比例在家族企业中与CEO的薪酬没有关系，而在非家族企业中则起到重要的作用[57]。拉贾戈帕兰（Rajagopalan）则认为股权结构、企业战略（广告、研发强度）和行业特征对高管薪酬有明显影响[58]。但也有一些学者对治理结构的影响提出了质疑，如戴维那和佩纳瓦（Davila ＆Penalva）认为治理结构与对CEO的激励（CEO年财富变化，包括期望持有股权的变化以及每年薪酬）无关[59]。德雷等（Daily et al.，1998）发现没有证据表明薪酬委员会的组成会影响CEO的报酬水平和以业绩为基础的权变薪酬的采用[60]。芬克尔斯坦和汉布瑞克（Finkelstein ＆Hambrick）发现报酬与外部董事占全部董事的百分比无关[61]。
在高管个人层面，无论是经济学派还是管理学派，在高管年龄影响高管薪酬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高管的人力资本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他们的能力会随着知识和经验的增多而提高。因此，无论是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属性要求还是工作中投入人力资本的补偿要求，都预示了高管薪酬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阿加瓦尔（Agarwal）认为CEO的年龄与报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种关系反映了经理在提高生产率的技能上的投资回报[62]。麦肯奈特等人（McKnight et al.）对CEO薪酬类型（工资、奖金、其他长期报酬）与年龄的关系的研究表明，CEO的基本工资和年龄显著正相关，但是这种相关性随时间慢慢弱化。另外，CEO的年龄和奖金的关系呈现倒U形的特征。当CEO年龄达到53岁时，奖金作为基本工资的比例减少，并且减少速度逐渐加大。他们解释道，随着CEO年龄增加，他们的财务状况发生变化，从而由风险厌恶变成风险偏好，也就更喜欢接受长期形式的报酬如股票期权而不是现金[63]。(www.xing528.com)
在高管任期对薪酬的影响方面，研究者基本都认同随着任期增长高管薪酬将会增加。这是因为：一方面，高层管理者任期越长，在企业中积累的特殊能力越多，同时谈判能力越强，因此薪酬也越高，这与年龄影响高管薪酬类似；另一方面，任期越长，CEO能够成功地建立他的信誉，并能够影响董事会[64]，从而削弱董事会的独立性，董事会俘获也更可能发生，从而增加高管薪酬。随着任期增长，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的关系减弱，这是因为，随着任期增长，高管的地位更稳固，使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个人影响弱化CEO报酬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65]。高尼路等（Cordeiro）进一步验证了不论现金薪酬还是总体薪酬，都与高管任期存在相关关系，认为尽管CEO的能力随着时间增加而增大，但是超过某个特定的点之后就会变得固执僵化，从而效能下降，工资率也随之下降[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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