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对外援助：弱化中国的影响力

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对外援助规模，并越来越注重内涵与质量的升级。而ODA作为日本战后经济外交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和工具，其援助对象国与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范围上高度吻合。

战后为重建国民经济和重返国际社会，日本政府把ODA与本国经济利益的扩大化紧密结合，将东南亚国家列为首选对象，通过对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家的援助，既修复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妥善地解决了战争赔偿问题，也为确保海外资源的稳定供应、为本国的资金和技术开辟海外市场提供了保障。从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ODA政策开始带有明显的非经济性战略意图，其“战略援助”理念的成分开始显露，20世纪80年代后，在谋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把ODA作为提升国际影响、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手段。1992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开始把ODA与受援国的军费开支、民主和人权等问题挂钩，标志着日本ODA政策从“贸易、投资、技术”三位一体的开发援助向突出“政治安全的战略援助”的转变。2015年修订的开发援助大纲，将“普遍价值共享，实现和平、安全的社会”作为今后日本的开发合作的重点之一。

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理念，受自身发展经验和受援国经历的影响，与日本ODA存在巨大差异，与日本等西方国家“以外援为杠杆，促进受援国改善人权、进行改革”的政策有本质的差别。中国的对外援助特意避免附加政治条件，将重点放在减少贫困和改善生计上。“一带一路”是中国下一阶段对外经济开放的总体战略，对外援助作为中国经济战略的一部分，必然遵循“一带一路”的总体倡议框架，并充分尊重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

表6-1　日本对亚洲主要国家的双边ODA铁路贷款（2010—2015年）(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网站。

长期以来，在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借助ODA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融资机制，日本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基础设施开发建设，促进私人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带动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日本ODA和国际合作的特色模式。在交通运输中，铁路因为其经济性与环保性，成为近年来亚洲国家重点建设的基础设施。在亚洲多个国家的铁路和公路建设中，都有日本ODA的参与（如表6-1所示）。

在东南亚，近年来，与中国存在南海主权之争的越南成为日本最大的援助对象国，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大国并存在战略竞争关系和领土纠纷的印度则位居第二位，对于进入民主转型的中国领国缅甸，2013年日本不仅承诺提供规模达910亿日元（约合9亿美元）的ODA援助，还免除缅甸1 761亿日元（约合17.4亿美元）的对日债务，以此来扩大对缅甸的影响力。日本在经历多年经济停滞和人口老龄化，正面临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于2015年7月承诺未来3年将向“湄公河五国”（柬埔寨、泰国、越南、缅甸、老挝）提供7 500亿日元的援助，凸显这个区域对日本经济增长和区域战略平衡的重要性以及日本遏制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力的决心。在中亚，2015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将分别为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提供2.2万亿日元、136亿日元、127亿日元和9亿日元的政府开发援助。日本此举一方面希望借此强化合作关系、扩展资源外交，另一方面也在政治上寻求入常支持。对于近年来中国积极开展资源外交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日本政府也宣布增加援助和投资力度，以牵制正在加强对非援助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