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移民与澳门经济复苏

从明末清初直至19世纪前期，澳门经济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衰落期。虽然澳门作为19世纪初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广州港之中转站，仍可维持基本的生计，但澳门的经济形势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日益萧条的工商业和贸易状况，以至于葡萄牙委任的驻澳官员“亦欲弃澳归去”。然而，19世纪中叶的内地华人移民潮为澳门带来了丰厚的资本和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给困厄之中的澳门经济注入了转型期所必备的生产要素。与此同时，以青年男性为主的移民结构催生了巨大的消费型服务业需求，内地所禁止的“地下经济”如闱姓、白鸽票等“奸淫邪盗之事”，均被澳葡当局披上合法外衣悉数接纳。澳门自此由一个闻名于世的远东贸易中心开始向赌博规银、走私贸易为主干的东方蒙地卡罗转型。这一转型的原因、过程及效应，正如金武祥所言：

迨英夷得地香港，以澳门海有横沙，巨舶往来，非潮不便，凡外夷通商之船，遂弃澳门，聚香港，澳门因而廛市萧条。其土著由明至今，历四百年，已与华人无异，特其衣冠未改耳。于其国，无田园家室之恋，欲归不能；于澳无农工商贾之业，其贫殊甚。即其国遣官至此，无利可图，亦欲弃澳归去。林文忠公督粤，曾请以高廉道驻澳门。果如其请，直可以改土归流治之。后闱姓内禁，而闱姓遂移于澳门，澳葡岁纳其规数十万。……举凡奸淫邪盗之事，悉萃于澳，澳葡悉倚以为利，岁收摊规、白鸽票规又十数万，其他贩私土、私盐、私硝、私矿、火药洋枪者，各纳其规，合之又三数十万。澳门纵横不及二十里，致澳葡岁取百万之利，积年计之，其蠹我粤省民财非少矣。^[63](www.xing528.com)

虽然19世纪中叶的澳门经济复苏转型模式以非正当行业为先导，历来为文人士绅所诟病，但是客观而言，澳门的经济形势和贸易状况由此得到根本改观，各项商业制度和营商环境也日渐改善。在转型过程中，华人对澳门经济社会的主导性也逐步增强。1849年，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策划了著名的“以商制夷”事件，澳门福潮行、嘉应行各栈商陆续迁往黄埔，^[64]“其余零星小铺，亦当相随迁徙，众商既去，则澳门生意全无，不必糜帑兴师，已可坐困”。^[65]“以商制夷”的成功推进，表明华人自19世纪中期开始已经逐步建立起对澳门经济社会的控制力。据1870年葡萄牙立法会提交给海事及海外部部长的报告显示，19世纪中期的内地移民潮“为澳门城带来了更多的人员及现金。人口从三万五千人剧增至八万人。收入从五万升至二十五万。通过澳门港的移民的发展也为此造成了影响，不仅为它带来了大量的资金，而且刺激了财务部门拍卖的专营化价格”。^[66]葡人徐萨斯亦感叹道：“澳门的幸祸不但与葡萄牙，而且也与中国相关，殖民地仅有的兴旺的商业基本是由华人主持。”^[67]值得一提的是，新的生产要素注入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催生了新的经济模式，使澳门由长期以来单一的转口贸易模式开始迈出多元发展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