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后，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统一提上了日程，并于1990年最终实现统一。这一事件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产生了极大影响。就政治层面而言，英美两国非常担心统一可能打破欧洲平衡，认为统一“为时过早”，[29]撒切尔甚至在同密特朗就德国统一问题举行会谈时“激动地举起一张被强盛的德国统治的欧洲地图”，并表示，“任何决定都将增加德国的分量，导致欧洲的严重失衡”。[30]不过，在统一之初，英国所担心的一个更加强大的德国并没有立即出现，德国的经济发展因“东部建设”而大大受阻。
为实现德国东部地区的生活条件尽可能迅速地向德国西部地区的水平靠拢，大量的转移支付被提供给原东德。自1990年起，包括联邦政府和各州及地方在内的西部地区，每年给东部地区大量的、各种形式的财政援助，每年均在1000亿马克以上，到2001年为止已经近2万亿马克。[31]其中，1991年对新联邦州的投资援助达到近1500亿马克，1992年为1200亿马克。[32]这种巨额的财政资助和补贴给联邦政府和西部地区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统计显示，两国德意志国家边界开放以来，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其中特别是对生产性行业的打击对于社会生产的下降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所有经济领域创造的总产值都下降了，1991年上半年加工工业创造的产值大约只及1989年生产的三分之一。[33]
不仅如此，这一宽松的财政政策还造成了战后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二战后，德国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一直追求货币稳定，使价格信号成为市场上资源配置的有效信号。在战后西方国家中，德国的通胀率一直是最低的。但自统一以来，物价飞涨，据统计，1992年4月西部地区物价上涨幅度为4.2%，创下198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由于物价和工资上涨过快，联邦银行货币发行量大大超过原定计划，同期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4.6%。[34]为稳定经济，两德统一后的前两年，联邦银行一再调高贴现率和抵押贷款利率。在经过四次调整后，贴现率从统一前的6%提高为1992年7月17日的8.75%，为“二战”后以来的最高纪录；抵押贷款利率经过四次变动后在1991年12月19日达到了9.75%，也创下了战后最高水平；贴现率和抵押贷款利率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连创新高，这在德国的利率变动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历史上的最高贴现率是在1980年5月至1982年8月之间的7.5%，而此次却连续两次冲击纪录：1991年12月20日达到8%，但在第二年的7月17日再次上涨，达到8.75%。[35]
由于德国金融市场和大多数大型德国公司的财务结构为银行所主导，比如，在1980年代末，戴姆勒—奔驰公司最大的五个股东都是银行，合计拥有其78.39%的股份；在1990年，仅德意志银行一家就占了约30%的股份，并且控制着超过41%的表决权股票；就在1993年奔驰公司将其美国存托凭证[36]（American Depositary Receipts，ADRs）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时，德意志公司拥有其28%的股份，直到1998年，德意志公司还拥有其接近22%的股份。[37]因此，以银行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德国企业饱受高利率之苦，“大型德国公司第一次产生了对外资的需求”。[38]为减少对银行的依赖，1991年，包括巴斯夫（BASF）、拜尔（Bayer）、戴姆勒—奔驰（Daimler-Benz）和赫斯特（Hoechst）在内的一批德国大公司开始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接洽，联系在美国纽约股市（NYSE）上市事宜。奔驰公司在赴美国上市前，早已在法兰克福股市上市，且在1991年已经获准在苏黎世、东京、伦敦、维也纳和巴黎等五家主要的国际资本市场上市，鉴于纽约股市的强大吸引力（1999年其市值超过了紧随其后的十家非美国股市市值的总和[39]），德国企业义无反顾地寻求在纽约的上市机会。然而，第一次为融资而“走出去”的德国公司不得不直接面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下资本市场规则的要求，这样，欧盟内部的会计标准之争就转变为欧美之间的标准之争。
其实，之前德国跨国公司就试图寻求在美国上市，但很显然“没人愿意接受由别人制定的会计原则与实践”，[40]特别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财务报告和披露要求及其可能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成本更加令人望而却步。[41]因此，在1990年代初，德国方面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展开了艰苦的谈判，试图使德国会计标准与美国会计标准（US GAAP）“相互承认”（Mutual Recognition）。经济技术标准的“互认”是欧盟推行一体化的重要手段，然而，这种在欧洲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却不见得在美国行得通。果然，尽管华尔街热烈欢迎德国公司通过欧美会计标准的“互认”赴美上市，但美国官方却持坚决反对态度。当时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布瑞登（Richard C.Breeden）甚至说“互认”的说法是“不可思议的”（Inconceivable）。他将德国公司的“互认”立场视为一种“骇人听闻”（Outrageous）的企图，认为这将丢弃美国信息披露系统的灵魂，进而使美国投资者失去保护。美国官方的举措受到了实务界的强烈谴责，《华尔街日报》在当时刊登了题为“纽交所与SEC为外国股票而战”[42]“SEC——贸易的障碍”[43]等一系列批评文章发泄不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首席会计师库尔森（Edmund Coulson）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也说：“那绝对是一场战争。”[44]
然而，由于急需资金和试图打开美国市场，戴姆勒—奔驰公司在1993年10月不顾其他德国公司的反对，屈辱地接受了SEC的条件——按照美国会计标准调整了1993年上半年的会计报表，此举使得公司在德国会计标准下1.68亿德国马克（1.02亿美元）的盈利变成了美国会计标准下9.49亿德国马克（5.75亿美元）的亏损（见表5-3、表5-4）！[45]除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新”经营绩效外，奔驰公司还为此支付了6000万美元的报表调整费用，且在此后还需每年支付大约1500—2000万美元的此类费用。[46]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震惊了整个欧洲商业界。人们无法相信，德意志的骄傲——奔驰公司会是一个有着巨额亏损的公司。
表5-3 奔驰公司从德国GAAP收益到美国GAAP收益的调整
（续表）(https://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戴维·F.霍金斯.戴姆勒-奔驰——一只以美国GAAP为基础的股票.[美]斯蒂芬·A.泽弗，贝拉·G.德兰.现代财务会计理论——问题与论争（第5版）[M].夏冬林，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655.
表5-4 奔驰公司合并财务报告政策和美国GAAP的比较（截至1993年6月30日）
（续表）
资料来源：戴维·F.霍金斯.戴姆勒-奔驰——一只以美国GAAP为基础的股票.[美]斯蒂芬·A.泽弗，贝拉·G.德兰.现代财务会计理论——问题与论争（第5版）[M].夏冬林，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660-665.
奔驰公司的单方行动打破德国公司此前达成一致的“互认”底线，遭到其他公司的愤怒指责；德国方面由此陷入极大被动，而欧盟委员会也被美国主导国际会计标准且无视欧洲利益的事实所激怒，决心采取行动对抗美国的会计霸权；而此时，权威性不断提高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引起了欧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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