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宅基地整理的研究主要有如下三类取向：一是针对地方宅基地整理的实证或案例研究。二是对宅基地整理工作如何开展的建议。三是把对宅基地整理的研究放在一定视角下或运用一种工具进行研究。如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农民居住区建设一体化等。在内容上主要涉及宅基地整理的驱动力、整理工作建议、整理模式总结、公民参与、整理潜力等方面的探讨。
关于宅基地整理的驱动力的研究。杨庆媛等（2006）通过对西南丘陵地区农村宅基地整理的研究，认为农村宅基地整理的现实驱动力主要是有耕地占补平衡等政策目标要求、农村人居环境美化意识需求、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目标要求[32]。关于宅基地整理模式的研究。廖小春（2012）介绍了六种农村宅基地整理模式：迁村并点型、缩村腾地型、异地迁移型、生态移民型、重建家园型和近郊农村城镇化型[33]。姜志翔、董慈蔚（2007）提出以原有中心村为依托的整理模式、整体搬迁的整理模式与基本农田土地整理相结合的整理模式[34]。杨丹、李杰（2011）基于邯郸区域实践总结出迁村并点、原址整治和易地新建三种模式[35]。龚黎君、刘双良（2011）比较分析了北京、兰州，以及石家庄、厦门农村宅基地整理模式[36]。一些学者对农村宅基地整理潜力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潜力来源和潜力估算方面，艾萍、师学义（2012）在调查晋城市宅基地利用现状的基础上，构建了农村宅基地整理潜力类型划分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将宅基地整理潜力类型划分为三种[37]。宋伟（2014）建立了依据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推算法、户均宅基地标准法和农村人口等比例缩减法三种方法，估算了中国2020年的农村宅基地整理潜力[38]。还有一些学者分析了农村宅基地整理中的利益主体关系，提出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宅基地整理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39]，研究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40] [41]。易舟、段建南（2013）通过建立农村闲置宅基地整理参与主体利益博弈分析模型，分析了影响因素、参与主体、收益函数三者之间的变化关系[42]。(www.xing528.com)
宅基地整理工作的开展必须以整理潜力的分析为出发点。而整理潜力的研究不单单是分析整理潜力的来源和运用各种测算方法的进行理论计算，而是要与一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充分考虑导致宅基地潜力的各种因素，深入分析整理潜力表象背后的原因和整理的可行性，分类设计整理措施。因此，研究宅基地整理的潜力形态、剖析各类潜力形态的原因、分类提出有针对性的整理建议是当前研究薄弱和亟待解决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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