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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儒商文化的改革与创新探析

时间:2023-06-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与此相应,儒商文化也进入转型期,其内涵是儒商文化的改革和创新。尊崇儒商文化的企业家群体已经形成,正逐步地成为现代新型儒商的主要力量。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儒商文化已经不能延续传统文化的旧观念和旧模式,而是寻求转型,即实现改革与创新。国际儒商学会先后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上海、济宁、扬州等地举办了多届“国际儒商大会”,奏响了儒商文化的最强音。

现代儒商文化的改革与创新探析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儒商群体逐渐形成,儒商进入了其发展史上的第四个时期即转型期,由传统儒商转型为现代新型儒商。与此相应,儒商文化也进入转型期,其内涵是儒商文化的改革和创新。儒商文化只有经历改革和创新,才能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形态,并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大潮中引领潮流,奔涌向前。

(1)国内儒商群体的崛起 2008 年5 月,第六届国际儒商大会在扬州开幕,首次设立“十大国际儒商”评选揭晓,中国澳门马万祺、菲律宾陈永栽、美国陈香梅、中国香港汤恩佳、新加坡李成义、中国台湾王乃昌、印度尼西亚唐裕、马来西亚戴小华、泰国颜开臣、上海余季方十人获“十大国际儒商”称号。在这之前,国内举办过多次全国性的、某省或某行业的儒商评选,许多企业家都热心参与,以成为儒商为荣。有意义的是,“十大国际儒商”的评选中国内地(大陆)已有企业家跻身榜内,而要取得这一殊荣着实不易,说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国内的儒商群体已经走上儒商群体的前台。

儒商在国内由无人知晓到为大众所尊崇,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中国传统的商业伦理道德企业文化,曾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内商业系统涌现的劳动模范,他们或多或少地具有儒商的品格。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热的兴起,儒家文化的价值得到重新确认。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知识分子的“下海”促使了大量新型儒商式企业家的出现。以北京西郊“中关村”为代表,联想、方正、紫光、京海、华讯等高科技企业的崛起,许多企业家既有科技文化知识,又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以德经商的理念和以智经商的技巧,当改革开放后从日本、中国港澳台地区等传入“儒商”概念,使人们找到了对这些新型企业家的比较恰当的称谓,而企业家们有的默认,有的公开打出“儒商”的旗号,一个中国儒商群体就这样产生出来了。

我国的儒商群体,既有国营大型企业负责人,也有私营企业主,许多是知名企业家。尊崇儒商文化的企业家群体已经形成,正逐步地成为现代新型儒商的主要力量。例如,在新一代企业家中,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就顺应世界发达国家的企业目标由“长远利润的最大化”向“顾客和企业员工满意度的最大化”转变的趋势,对儒商“内义外利”本质深刻理解和阐发,其成功经验就是“以人为本”。这种极具儒家特色的管理文化已经成为企业家的共识。可以说,中国内地的企业家中,对“儒商”的追求已经初见端倪,他们将汇入儒商潮流,成为中国儒商发展史上第四个阶段,奏响儒商蓬勃兴旺的新乐章。“儒商”已成为企业家塑造形象的范式。我们相信,随着儒商文化的蔚然成风,一大批既具有现代生产力和现代经济活动的有关知识、智慧、眼光和文化素养,又具备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品格和风范的新型儒商,将会茁壮成长,成为国内外中华民族企业家的主体,儒商文化也将成为中华民族企业文化的代表和世界企业文化的主流。

(2)我国儒商文化的转型 随着我国儒商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儒商文化也逐步地发展起来。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儒商文化已经不能延续传统文化的旧观念和旧模式,而是寻求转型,即实现改革与创新。

① 牟其中现象 谈起我国的儒商文化,就不能不提起牟其中。在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期,牟其中的经商“神话”及其对“儒商热”的推动,已经成为文化现象,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牟其中作为第一批下海经商的民营企业家,用副食品到俄国换飞机,挣下了他的“第一桶金”,创办了“南德集团”。1990 年6 月28 日,在南德集团的企业报《南德视界》的创刊号上,牟其中亲撰发刊辞《造就一代儒商》,这篇文章可称得上是我国儒商文化热兴起的“宣言”。随着各路媒体的采访报道,以及南德研究院1993 年4 月出版《造就一代儒商——南德经济集团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一书,牟其中俨然成了中国“一代儒商”的佼佼者,不仅两次登上“世界经济论坛”,多所大学还争相礼聘其担任客座教授。尔后,他干脆创办了“南德学院”,并把这个学院宣传成“儒商学院”,称其为培养儒商的MBA 甚至“黄埔军校”。他还先后提出“一度”理论、“平稳分蘖”理论、“智慧文化”理论等一系列颇有“空手套白狼”意味的“理论”观点。他给外人的印象是生活俭朴、孝敬母亲、爱好文化,颇有传统儒商遗风。然而,20 世纪90 年代末,牟其中却因信用证诈骗罪锒铛入狱,经商“神话”被戳穿,他的一系列理论也被事实证明要么是虚妄的臆想,要么属违法的骗术,他的所谓儒商事业也就成了“乌托邦”。尽管如此,就儒商文化来说,牟其中对于“儒商”的追捧,成为“儒商热”的一部分,客观上起到了推进儒商事业的作用。而他由“首富”到“首骗”的悲剧,也使人们认清了什么是真儒商,什么是假儒商。(www.xing528.com)

② 群众性儒商组织 真正对儒商文化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功臣,要数暨南大学的潘亚暾教授。他在20 世纪80 年代研究海外华人文学时,发现了一批亦文亦商的作家,文学成就斐然,并结合国内出现的文人下海经商的现象,提出了“儒商文学”的概念,并于1994 年7 月25 至7 月28 日,在海南省海口市主办了首届儒商商贸洽谈会暨儒商文学国际研讨会。在会上,潘教授与一批志同道合者一起,成立了国际儒商学会及研究基金会,总部设在香港。章程(草案)规定其宗旨是:“以全世界范围内的儒商为对象,对国际华人儒商进行研究、宣传、表彰,提高儒商的知名度;加强儒商之间的沟通、联谊、商务合作与往来。”国际儒商学会先后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上海、济宁、扬州等地举办了多届“国际儒商大会”,奏响了儒商文化的最强音。此外,还有一些儒商组织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如曲阜国际儒商联合会等。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也成立了儒商学会或研究会。山东、陕西、江苏、广东等地还成立了一些地方性的儒商研究会、儒商学会等。

③ 儒商研究著作 潘亚暾先生对儒商文化的贡献,不仅在于参与组建了国际儒商学会,更重要的在于出版了第一本《儒商学》著作,该书与《儒商列传》一道被编入《儒商文丛》,1995 年、1996 年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从而开创了“儒商学”新领域。此后,许多儒商研究著作陆续问世,其中主要的有贺雄飞主编的《儒商时代——中国人的第五次发财机遇》(远方出版社1996 年出版)、唐凯麟《契合与升华:传统儒商精神和现代中国市场理性的建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出版)、国际儒学联合会组织编写的《儒商读本》(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出版)、戢斗勇《儒商精神》(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出版)、张德胜《儒商与现代社会:义利关系的社会学之辨》(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出版)、张启元《儒商精神与企业管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出版)、陈书录《儒商及文化与文学》(中华书局2007 年出版)、曹军《儒商修养:儒家组织行为实践的当代原则》(东方出版社2008 年出版)等。还有许多研究儒商的论文和论文集,如陈启智主编的《儒商与二十一世纪》(齐鲁书社2004 年出版)等。大量介绍儒商企业家事迹的文章在报刊发表,以儒商文化为内容的网站、报纸、杂志也相继问世,仅各地的儒商网站就有数百家之多,“儒商文化”已逐渐被学界和社会认可。

④ 其他儒商文化活动 一些有关儒商的研讨会、报告会、培训班和评选活动等,开展得如火如荼,但良莠不齐、目的各异,呈现出鱼龙混杂的混乱局面。有的报告会每人每天收费过万,有的培训班打着国家某部委的头衔,有的冠以某重点大学的名号,从易学大师到算命先生,各色所谓学者名流一应俱全。更有甚者,一些企业自行组织所谓“儒商”评选,其中“中国十大儒商”报名宣传费明码标价为3 万元,“××(某省)十大儒商”报名宣传费1 万元,这样的儒商文化似乎拜倒在“孔方兄”的脚下。当然,正规的儒商文化活动还是主流,如2002 年8 月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国际儒商学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经济日报社等联合发起的首届中华儒商国际论坛,就是高水平的儒商文化活动。由这些正规的机构评选的全球“百佳中华儒商”及“百佳中华儒商企业”,就对弘扬儒商文化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中国现有大约几十个儒商学院和研究院,如北京大学儒商文化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临沂大学儒商文化研究中心以及北京的华夏儒商管理研究院、武汉的红桃K 儒商培训学院等,为培养儒商人才、宣扬儒商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盘点改革开放后涌现的中国的儒商,他们备尝弘扬几千年传统文化的艰辛,抵御功名利禄的诱惑,沐浴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雨露阳光,焕发着青春和活力。传统形态的儒商文化虽然在历史上曾经成就辉煌,但现代儒商文化,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它还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不足,亟须一番改造和更新。没有改革和创新,儒商文化就不能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甚至会走向歧途。可喜的是,这种改革和创新已经初现端倪,它还在行进的过程之中。国有企业、许多民营企业,尤其是优秀的知名企业的企业家,自觉地践行儒商文化;一大批学者加入到儒商文化研究和宣传的行列中来。这些企业家和学者,是儒商文化实现改革创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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