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铜版纸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过程和结果

本章首先介绍了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利益集团开始形成和发展的，随后详细列举了中国所存在的各个利益集团，最后分析了这些利益集团的影响机制。应该说，本章结合各种数据和案例定性地回答了三个问题：中国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是否真会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他们所采取的影响方式又会和西方国家中的利益集团有何区别？这为定量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政策建议提供了线索和依据。

改革开放是中国利益集团形成和发展的大背景。它承认了多元利益主体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给予他们按多种分配方式获得利益的合法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伴随着政企分开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内和国外利益集团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出现。这些利益集团包括既服从中央政府领导但又有一定自主权的地方政府、与政府拥有天然“血缘”关系的国有企业、生产效率较高但缺乏政治背景的民营企业、想要抢占更多市场份额的在华外资企业以及依靠母国政府施压的外国企业等。他们你方唱罢我登场，都为了自身的利益目标积极奔走、多方推销。他们不仅与政府之间存在一种“政治需求”和“政治供给”的关系，他们相互之间有时也会因为利益目标的相悖而存在博弈关系。这种在各种利益集团影响下的决策环境成为中国又一种“新常态”。

在影响机制方面，寻找既有政治身份，又有共同目标的“联系人”；为达某种目的向政府进行金钱或有价物的赠与、捐赠、借贷、垫付、储存甚至贿赂；利用国际贸易规则向中国政府施压是三种最为主要的影响机制——政治联系、政治献金和政治压力。这三种机制并不是孤立的，它们相互之间往往呈现出交叉性和重叠性。另外，中国政府不断搭建自上而下的直接沟通平台，以及互联网和自媒体支持的自下而上的直接利益表达渠道也是利益集团直接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机制。本章从各个领域的利益集团入手，首先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利益集团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随后逐渐集中到对贸易领域中利益集团的特点和影响机制的探讨及分析。这种由面到点的分析方法有助于对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总体把握和全面认识。

【注释】

[1]出自《新京报》2013年11月13日07版中《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一文。

[2]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便是：1992年，时任山东诸城市长陈光对诸城市属企业进行审计，发现150家市属企业中103家亏损、43家资不抵债；陈光迅速启动改革措施，将150家市属企业全部卖出，其余100多家其他类型的国有企业全部改成股份合作制，让内部员工只有股份，陈光也因此有了“陈卖光”的绰号。

[3]对于国有资产流失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郎顾之争”。经济学家郎咸平在2004年8月9日一场复旦大学的演讲活动中，揭露当时格林柯尔系掌门人顾雏军在收购科龙、美菱、亚星客车等国内企业时应用非法手段骗取巨额国有资产。顾雏军随后则向郎咸平发出律师函要求郎咸平做出道歉，否则会采取法律手段。

[4]在美国《财富》杂志2010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上榜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央企和国企，总数为30家，比2009年增加了6家，比2003年增加了24家。

[5]例如四个直辖市的市委书记既是地方官员，同时又是实际中国最高决策层——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

[6]《中国青年报》2012年9月4日02版发表题为《严管“外国代理人”是国际通例》一文。《新闻周刊》2008年第18期发表题为《严防境外利益集团介入中国经济决策》的特稿。新华网2008年5月6日全文转载了《瞭望》题为《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游说活跃》一文。

[7]《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中明确了发改委的权利和义务。

[8]详见《光明日报》2015年3月7日题为《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在维护国家经贸利益的第一线》的报道。

[9]商务部于2003年终裁决定对韩国、日本铜版纸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五年；2009年复审裁决继续征税五年。这期间，由于得到反倾销保护，且一直被当时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列为我国产业指导目录和外商投资指导目录中的鼓励类产业，因而内外资铜版纸企业纷纷投资和扩产，而迅速出现的过剩产量不得不转向出口。结果，2006年美国和欧盟相继发起对中国铜版纸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铜版纸行业2009—2010年连续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www.xing528.com)

[10]该案例源于新华社题为《自贸区申批暗战：27省代表争抢第二批“门票”》的报道，具体内容见新华网2014年3月13日，网址http：／／www．js.xinhuanet.com／2014 03／13／c 119749945.htm。

[11]2001年上半年，来自美国、日本和韩国的企业将PVC材料中国境内的价格降至生产成本之下。国内PVC制造行业面临巨大的压力，2002年3月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大沽化工有限公司等五家国有大型PVC制造企业代表国内PVC产业向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国家经贸委正式申请反倾销调查。外经贸部通过约谈、实地走访、听证会、发放问卷等形式开展了调查。调查过程中，申请调查的国有企业将自身的经营状况、PVC材料的整体价格走势以及国外企业的倾销手段等一一向有关部门进行了汇报。2003年年初商务部发布第48号公告，向进口原产于美国、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PVC征收反倾销税。反倾销措施原本在2008年年底就要到期，但是在中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国有企业再三要求下，中国政府于2009年9月继续对该产业的进口产品进行反倾销措施，期限为5年。聚氯乙烯反倾销案的详细内容源自商务部贸易救济信息网站发布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关于原产于美国、韩国、日本、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的进口聚氯乙烯的反倾销调查的最终裁定》。其他相关报道源于《上海证券报》和《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等媒体。

[12]智库、非政府组织以及群众同样也有一定的影响政策的能力。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他们的影响方式也逐渐变得更加多元化。不过，总体来看，他们无论是在影响力度、组织规模，还是在受政府重视程度上，都要比行政机构、地方政府、国内外企业以及行业协会小很多。

[13]2005年1月12日，时任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广东肇庆的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示：“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已经迫在眉睫，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不能再拖下去了。”得知税收政策要变化的消息后，外资企业没有束手就擒，2005年1月5日，针对“两税”合并的问题，54家在华跨国公司联合向国务院法制办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提出了希望新企业所得税法能够在现有的优惠政策基础上给予外资企业5—10年的一个过渡期，希望更新落实研发活动的税收优惠，并且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在所得税列支费用上给出详细明确的规定，减少审判环节。2006年年初，税务总局配合国务院法制办和财政部开展了《企业所得税法（草案）》的准备工作，多次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但由于外资企业和商务部反对太过强烈，始终无法形成统一意见。直到2006年9月《企业所得税法（草案）》才上报全国人大委员会，漫长的博弈之路显示了各方利益的角逐是多么激烈。

[14]“两税合并”信息来源为搜狐财经关于2007两会的专题报道《两税合并，箭在弦上》。雅芳集团行贿案件的见2014年12月23日《北京青年报》电子版，网址为：http：／／epaper.ynet.com／html／2014 12／23／concent_105791.htm？div＝－1，2015年7月19日，新浪财经题为《雅芳在华窘境难解》的报道，网址为：http：／／finance.sina.com／chanjing／sdbd／20150719／14082272.shtm／。张昕竹案件见证券时报网2014年8月13日题为《张昕竹被传收商通600万美元保证费》的报道，网址为：http：／／kuaixun.stcn.com／2014／0813／11638170.shtm／。

[15]多边贸易自由化被认为是“第一代”贸易规则。以区域贸易自由化为特点的国际贸易新规则和新秩序被称为“第二代”贸易规则。

[16]相关协定的内容可参考中国海关总署官网以及商务部官网，具体地址分别为：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19／，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

[17]全国政协和地方政府也参与到中国经贸政策的决策过程之中。各民主党派通过全国政协这个平台，就国家和地方大事和多党合作中的重大问题，以党派名义参政议政，开展政治协商，并且同共产党实行互相监督。由于不少地方政府的“一把手”在中央党组织、全国人大或者全国政协中也担任职务，因此地方政府也参与到了政策决策之中。不过，对贸易政策而言，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各部门仍旧是主要的决策和执行机构。

[18]例如，“一带一路”规划的制定经过了2014年11月4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研究。2015年2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又听取了各个部门关于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重大事项的落实情况汇报。《南方周末》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职能描述为制定五年规划、指导起草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组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重大经济工作。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中有4位中央政治局常委、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

[19]此处的贸易政策指的是中国政府针对一个行业或者一个部门的贸易保护、贸易鼓励等政策，而非某一地区的地方贸易政策。

[20]源自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采访内容。

[21]政府与社会各个利益主体间直接面对面、点对点的沟通平台正在加快建立，主要的形式有：政府听证会、研究报告会、领导信箱以及各种信访制度等。另外，互联网和自媒体的迅猛发展也为利益集团直接影响政府提供了良好的媒介。即便是规模很小的微型企业也可以通过自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当然，这种直接影响无论是在力度、广度，还是在实际效果上都略逊政治联系、政治献金和政治压力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