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服务贸易研究的发展方向设想

应用贸易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解决中国经贸问题已经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本书受到篇幅和时间的限制仍有不少问题还没开展充分的研究和论述，也有不少问题还无法得到很好的解释。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没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下面就未来可能进一步深化和开展的研究，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设想和构思。

第一，在研究范围上，服务贸易中的利益集团问题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服务贸易2013年进出口总额为5 39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4.7%，尽管只占到了GDP总量的5.8%，但是中国服务贸易发展速度将会继续加快。国务院于2015年2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若干意见》，再一次体现了中国政府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的态度。就像商品贸易一样，服务贸易中也充满着各种利益集团的竞争，如张萍、吴宏（2011）就观察到在金融服务中国际卡组织（VISA）与中国银联在海外清算通道上便存在着竞争博弈的关系。限于数据可得性、研究理论基础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本书并没有深入讨论服务贸易中的利益集团问题，但是随着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它将会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第二，在理论模型方面，尽管本书在“保护待售”模型基础之上，考虑了外国利益集团的影响以及利益集团相互之间的影响，但是政府在决策时仍旧是一个单一的机构，它在制定贸易政策方面拥有不容挑战的权威。事实上，正如第3章的简明分析框架所谈到的那样，议行合一制下中央政府的确是政策决策的唯一权力机构，可是影响政策结果的一个重要环节“政策输出”却没有体现在模型之中。拥有一个良好的政策目标并不等于就会有一个预期的政策结果，政策执行的好坏在中国是一个影响最终结果的重要甚至是首要因素。地方政府往往承担了政策执行者角色，每个地方政府虽然在从属关系上受中央政府支配，可是每一个地方政府不可否认都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因此想要更好地将理论模型与现实相匹配，应该将“政策输出”环节考虑进去。已经有一些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尝试，如王孝松（2011）等，他们强调了权力委派给政策制定带来的变化，虽然他们分析的背景是西方代议制民主，但是为贸易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www.xing528.com)

第三，在经验验证方面，本书选取了关税保护、反倾销保护作为贸易保护政策的典型代表，考察了利益集团在这两种政策中是如何影响政府的。应该说，关税和反倾销税是中国目前主要的贸易保护方式，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关税已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未来可能像许多西方国家一样不再成为主要的贸易壁垒，反而是一些非关税壁垒手段，例如出口退税、进口许可证等手段会被更多地应用。因此，增加更多的贸易保护手段作为考察对象，判断是否在各种保护政策中都有利益集团的影响是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目前，对于这方面也有一些学者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盛斌（2002）使用频数法构造了各个行业的非关税壁垒指数，不过他自己也承认“该指数并不是中国全部的非关税措施，诸如针对部分商品的进口计划、国家垄断经验……，这些行业数据由于有的属于政府的国家机密而不予公布，有的难以量化，有的是隐性的”。王孝松、谢申祥（2010）则考察了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决策和形成机制。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本书并没有在更多的贸易政策形式下考察利益集团的性质和行为，该方向将是未来研究的又一个突破口。

第四，在一些技术细节上，还可以进一步的完善。例如，在第5章和第6章使用的是较为通用的加权平均关税作为关税指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TRAIN数据库中的是HS（2002）八位编码的关税数据，尽管有HS（2002）—ISIC（Rev 3.1）的标准转换表，但是使用加权平均进行行业集结时，权重的选取可能会存在一些争议。本书遵循大多数文献的方法以产品的贸易流量占总流量的比例作为权重，但是也有部分学者对于这种权重构成提出了质疑，他们强调了对于不同商品应该予以不同的权重（李祯，2011）。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并没有对关税加权平均的权重有过统一的标准。另外，对于赫芬达尔指数的计算也存在很多种方法，原本的计算方法为，其中Xi表示各公司规模，X表示市场总规模。按照此定义似乎是使用用工业企业数据较好。但是，本书使用的是山立威等（2008）提出的方法，主要涉及的是上市公司数据。这是因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工业企业数据库统计本身也存在不少缺陷，样本匹配混乱、变量大小异常、测度误差明显和变量定义模糊（聂辉华等，2012）。其他一些学者也提出过其他方法，李杨（2009）使用某行业中最大的前4家上市公司的生产总量占总行业产量的比重来反映行业集中度；吴昊旻等（2012）则使用熵指数代替赫芬达尔指数，熵＝，Si为公司i的销售额份额。总的来看，许多细节问题在学术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本书使用的方法至少是较为流行或者得到公认的方法。当然，随着各种研究的不断更新，一些变量和参数的构造方法也会得到改善，这也有助于更加精确地进行包括贸易政治经济学在内的各种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