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工模式是当今社会生产组织体系中上下游企业间关系朝着更加有利于发挥企业自身核心能力的方向发展变化的产物。从代工委托商的角度来看，将产品的生产制造环节委托给代工企业去做，实际上就是一种业务外包，只是与其他形形色色的业务外包相比，代工委托商完全把企业的生产制造职能都外包出去了，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业务外包。从代工企业的角度来看，承接代工业务实际上也就是成为代工委托商的特约供应商，只是与其他形形色色的特约供应商相比，代工企业所供应的产品是贴上委托商的商标就可以直接出售的产品，因而是一种服务形态更为独特的特约供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代工模式的特点或代工企业的持续成长都应属于一个微观层面的话题。然而这个微观层面的话题之所以会引起相关学者如此高度的重视，是因为这种商业模式或企业形态与国际分工等问题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尤其在中国，企业参与国际代工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角色地位，甚至影响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重要因素。因此，代工模式的分析评价与代工企业的成长发展这个微观层面的话题就有了很强的宏观意义。
鉴于代工模式与中国企业国际代工问题具有这样一个特殊背景，本书选择了“宏微观贯通”这样一种研究的视角，以求本书的研究既有助于解析人们在宏观发展战略方面的某些疑虑，又不失相关结论的微观分析基础。为此，本书将按照以下基本脉络展开：系统阐述中国代工企业嵌入全球合约制造网络的产业组织演化和国际分工背景，帮助人们深刻理解中国企业参与国际代工的趋势顺应性与存在合理性；深入分析代工企业经营环境与独立产销企业经营环境的重大区别，准确把握代工模式的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代工企业在寻求竞争优势和实现持续成长的过程中可供选用的相关策略与应特别着力构筑的不同于独立产销企业的相关能力基础，从而为代工企业寻求竞争优势、实现持续成长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对代工企业和因为企业参与国际代工而受到重要影响的中国经济的可能前景及其关键性因素展开分析，并提出寻求有利前景应采取的相关措施。
本书的基本研究思路如下所示。
（1）在国际生产组织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和中国坚持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参与国际代工是部分本土企业分享国际市场的一种务实选择，也是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基本形式之一。
（2）代工模式本身虽然未必一定是“天堂之梯”，但也绝非一定就是“地狱之门”。一些代工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甚至每况愈下的情况，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那种把代工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的原因不加区别地归结为代工模式本身的局限，从而或多或少地将代工模式视为“劣等”商业模式的思维方式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任何一种商业模式能够存在，能够被相关企业所接受，在一定程度上都表明其具有存在的价值或合理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好”的商业模式，也没有绝对“不好”的商业模式，一切都应视企业的具体条件和环境而定。
（3）代工企业沿着OEM、ODM和OBM的路径实现“升级”当然是其成长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在研究代工企业的成长问题时，既要重视对“升级”问题的研究，也要对那些“升级”效应并不明显，甚至在较长时间内都停留在OEM、ODM环节的代工企业的成长给予应有的肯定与关注。(www.xing528.com)
（4）由于专用性资产的投资，包括企业部分经营职能的弱化甚至缺失，代工企业会在商业模式方面形成一定的“路径依赖”或“锁定”效应。但是“路径依赖”或“锁定”效应是一种广泛存在于技术变迁、社会制度变迁和企业转型等过程中的现象。同时，“路径依赖”或“锁定”也并不是不可超越或打破的。因此，在恰当把握代工模式基本特征、充分构建相应能力和科学遵从“狭路相逢勇者胜”法则的前提下，代工企业完全有可能实现包括成功进入OBM在内的战略转型和持续成长。
（5）由于代工业务通常不是面对很多的委托商，而是主要服务于少数甚至单一的委托商，所以代工企业与委托商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影响代工企业成长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代工企业的持续成长需要学会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其与委托商之间的合作关系，并努力寻求这种合作关系的“价值”最大化。
（6）在同为市场主体这一点上来说，代工企业与独立产销企业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因此，在成长策略方面，代工企业与独立产销企业也应当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代工模式毕竟与独立产销模式存在较大的差别，因此在代工企业的策略选择空间中，价值链后向整合策略、职能服务化延伸与细分策略、深度互动策略、多客户服务策略、多产品共存或产业链跃迁策略、优势区位转移策略、错位化自营策略、稳定无变与坚守共进策略等应占据更为突出的地位。
（7）代工企业的持续成长需要依托多种能力，但是从代工模式的角度来看，代工企业需要特别重视构建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即代工机会识别能力、客户价值创造能力、合作权益维护能力、网络关系调适能力和路径依赖超越能力。
（8）尽管代工企业的经营环境与独立产销企业有所不同，但决定代工企业发展前景的关键因素与后者仍有很大的相通性：从微观层面来讲，主要取决于其学习过程和能力提升的加速度以及相关“商业能量”的筹集储备程度；从宏观层面来讲，则主要受制于国内要素禀赋的改善程度和政府能否创造更加公平有效的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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