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集聚与经济增长：影响与机制分析

二战以后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引发了大规模的劳力流动与集聚，随着理论和技术上的突破，对劳动力集聚及其社会经济效应的研究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议题。这一问题的分析涉及区位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劳动力迁移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等多学科交叉领域。在中国，相关的研究，尤其是系统性的研究寥寥无几，理论和技术都未成熟。

要素的投入对经济产生影响，要素在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引发其新的分布格局，与传统的劳动力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劳动力集聚作为独立于劳动力规模之外的要素，其在空间上的集聚或扩散同样会影响经济产出，我们称之为集聚经济。最早提出集聚概念的是经济学家韦伯，他在其著作《工业区位论》中分享了如下观点：集聚是一种“优势”，可以使生产的成本降低，它是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被带到某一地点所产生的市场化。

19世纪中后期，有一些学者探讨生产活动集聚与经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但当时大多是把人口规模或密度变量用作生产活动集聚的代理变量。如西格尔利用1958—1972年美国数据，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探讨人口规模对生产率的影响；田渊年利用日本数据，结合劳动力要素利用方程对人口密度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这些研究均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劳动生产率与人口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劳动生产率随着人口规模或密度的增加而提高。这一期间的研究还没有结合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及空间视角。后来，奥塔维亚诺和皮内利利用芬兰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以人口密度为度量指标的集聚水平对地区收入的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实，早在1965年，威廉姆斯就指出，生产活动的空间集聚可以显著提高经济效率，但随着集聚进一步加强，拥挤效应增加导致集聚负外部性渐增，集聚的影响转为负向，这也被称为著名的“威廉姆斯假说”。但由于技术实现的壁垒，这一观点直到后来才得到陆续的验证。

同样的还有19世纪末期，歇尔对空间集聚现象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集聚经济效应源自三种要素集聚的外部性：劳动力蓄水池效应、中间投入的规模经济和技术外溢，强调集聚对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率的重要性。只是当时由于空间要素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相互独立，这个观点不能得到充分地证实。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克鲁格曼等人建立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使得要素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获得了测算和检验。这一时期的研究很多把就业（劳动力）要素作为集聚的代理变量。马丁和奥塔维亚诺将新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模型相结合，验证了空间集聚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随后他们持续关注这一主题，在2001年，马丁和奥塔维亚诺又进一步发现，集聚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存在自我增强的循环累积关系；另外，有许多研究相继佐证了这一观点：如1996年，西科尼和霍尔选取美国各州劳动力就业密度和劳动生产率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劳动力密度的增长显著提高了区域的劳动生产率；随后，西科尼在欧洲国家同样证实了这一研究结论；之后，又有学者相继利用数据对芬兰、瑞典的劳动力集聚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克罗泽和柯尼希同样利用欧洲地区的数据，实证得出生产活动的空间集聚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而且生产要素在内部空间分布越不均衡、地区增长越快。(www.xing528.com)

在这期间，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到了要素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可能存在的差异性，大多是与经济要素相关，认为集聚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产生存在一定的经济门槛。具体来看，亨德森通过对70个国家进行分析发现：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只在较低收入的国家显现出来。布鲁赫特和斯伯格米通过10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在达到某个集聚程度之前，集聚有利于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威廉姆斯假设”的又一次验证。但也有学者并不认同，他们通过数据运算发现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U”型关系，或者两者之间并无关系，集聚无法促进经济增长。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已达到“S”曲线的中段，户籍制度陆续放开，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但劳动力空间分布格局和集聚的相关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具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史原因、国家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东部沿海省份和一些超大城市率先发展，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的是大量的劳动力要素向该区域的涌入和集聚。但开始关注到这一现象并进行研究是在进入2000年之后。范剑勇（2006）首先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框架进行相关研究，并发现：城市就业密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上升8.8个百分点。但当时他的研究主题是产业集聚对地区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影响；赵伟、李芬（2007）从异质性劳动力的视角出发，提出高技能的劳动力集聚促进集聚区经济增长；陈良文等（2009）利用北京的经济普查数据研究发现，就业密度的增加会显著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且影响程度远大于欧美国家的弹性系数；刘修岩、殷醒民（2009）通过构建实证模型得到结论：就业密度与工资水平并不是线性的关系，只有当就业密度达到某一门槛值时，两者之间才会产生正向效应；李军（2015）把劳动力划分为普通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并依次考察其余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到结论：普通劳动力集聚会使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人力资本的集聚则可以使其缩小；这一期间，聚焦到劳动力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少，主要的结论是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显著影响。

但近年来，随着我国集聚态势的稳固和强化，劳动力高度集聚的地区出现了“城市病”等拥挤效应现象，导致研究的视角更开放，也更深入。近几年的研究结果相对集中，即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认可了“威廉姆斯假设”在中国的适用性（曾永明、张利国，2017；刘修岩等，2012；徐盈之等，2011；孙浦阳等，2011）。但在这些文章中，用来代替集聚的指标多是人口密度、产业结构等，直接与劳动力要素挂钩的还并未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