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的先后顺序

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的次序问题是经济开放排序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对此问题的一般观点是贸易开放应当先于金融开放或者说在贸易开放的过程中开始金融开放，但也有一小部分学者提出两者可以同时开放，一种更为极端的观点则认为金融开放应当先于贸易开放。不过，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使金融开放（资本账户开放）必须在改革后期才能进行的观点重新获得了显著地位（Edwards，2002）。

首先，大多数学者提出贸易开放应当先于金融开放。但是，贸易开放先于金融开放并不是绝对的，金融开放的不同组成部分可以在贸易开放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循序开始实施。Falvey和Kim（1992）提出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四阶段论”，其核心思想是：第一步通过将对外贸易的数量型限制转换为关税、取消关税豁免开始贸易开放；第二步是对一部分贸易产品进行关税调整，并宣布下一步的关税调整计划；第三步是进行第三轮的关税调整，同时开始实施资本账户自由化；第四步是在对最后的关税进行调整时，完全开放资本账户。Mckinnon（1973）、Edwards（1989）提出，金融开放会导致过度的资本流入，从而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但是贸易开放却要求实际汇率贬值，以促进出口和抵消关税下调的进口效应，所以两者不能同时实施。Frenkel（1982）提出，相对于商品市场而言，资本市场调整速度太快，所以贸易开放要先于金融开放的改革。Calvo（1987）则提出，在缺少（国际）公信力的条件下开放资本账户，会导致过度的进口，而这些进口常常要由国际资金进行融资，从而恶化一国的国际收支。Frenkel（1982）、Edwards（1990）又通过对阿根廷和乌拉圭资本账户开放经验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贸易开放应当先于金融开放进行。Williamson（1997）则指出过早地开放资本账户会导致一些危险：在贸易开放之前开放资本账户会使资本流向错误的方向，如流入进口替代产业；资本流入会使汇率升值，进而压抑出口，使出口导向的战略无法实施。对于金融服务部门开放和资本账户开放的次序，资本账户的过早开放会使一国的金融服务部门过早地暴露于外国的投资纪律之下，如果本国的金融服务部门还没有形成竞争力，则会导致本国的金融服务企业陷入困境而不是提高其业务能力。

其次，也有一小部分学者提出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应当同时进行。Little等（1970）和Krueger（1981；1984）提出资本账户自由化可以引起外国资金的流入，而这些流入的资金能够用来减少或抵消贸易自由化的短期成本，因此两者应当同时进行。(www.xing528.com)

最后，也有学者提出在贸易开放完成之前，就应当开放资本账户。Lal（1987）提出应当在宣布实行贸易开放时便开放资本账户，因为如果这一宣布是有公信力的，那么资本账户开放便会使随后的长期投资决策能够根据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做出，从而提高投资效率。Quirk（1994）通过对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本账户自由化的经验进行实证检验之后提出，资本账户开放可以先于贸易开放，不必考虑排序问题。

还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折衷，提出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的次序安排应当视经济开放的前提条件而定。如一些研究者提出考虑到商品市场的调节速度比较慢，所以应当先于金融市场进行开放，但是如果经常账户不可兑换的唯一原因是存在资本管制，那么就不能认定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不能同时进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货币与外汇部主任Guitian（1997）提出，如果外部条件稳定而内部政策健全，则可以同时实行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