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前上海公司债的发行概况分析

由于银钱业首次组织银团承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并未获得完全成功，这就严重影响到以后公司债的发行，到抗日战争前，在上海发行的公司债并不多，仅有1929年的三北鸿安航业债券，1934年及1936年发行的闸北水电公司债、1935年的民生实业公司债、1936年永安公司债、1937年永利化学公司债等。这些公司债的发行，均由银钱业组织银团进行承购、代募。

三北鸿安航业债券，1929年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三北、鸿安两公司准募公司债350万元，由政府保息8厘，分7年还清，每年还50万元，基金指定由新增关税项下拨充，然而，当照案令知总税务司逐月拨交基金保管会7年应保息银105万元时，总税务司却以新增关税已无余款可拨而拒绝，于是财政部长只得批示航业债券保息指定在交易所税内拨发基金。成立了三北、鸿安债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秦润卿，上海福源庄经理。还本办法，自1930年1月始，按月由两公司营业收入项下每月拨出现银4万5千元，交由保管委员会保管，每6个月摊还总债额1/13，一年分两次付给。^[116]

上海闸北水电公司债，1933年2月26日，公司为偿还旧债，扩充设备，经第八届股东会决议发行公司债，其章程经呈请上海市公用局转呈上海市政府转咨全国建设委员会批准，该公司债的担保品为1933年底公司资产负债表及财产目录所列之固定资产全部，共值银元1 366万9千元。根据公司法及电气事业条例规定，拟发公司债总额600万元。1934年11月，先期募集第一期450万元，分为万元、千元两种，年息8厘，自发行日起算，每满半年付息一次。发行折扣照票面定额九八发行。还本定期8年，自发行日起算，每满半年，按已发行债券之数，用抽签法偿还1/16。发行方式采取通过银行包销，公开募集：委托交通银行、四行储蓄会、浙江兴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华劝工银行经理发行并保管债券之担保品，从11月31日开始募集，应募者以中华民国国籍者为限。担保品契据交经理银行保管，由各银行合组债券经理委员会，并推定四行储蓄会担任保管及收付。^[117]1936年4月，该公司又发行第二期公司债121.5万元（原额150万元，扣除28.5万元中签票）仍由五银行联合承购、代募，此次发行方式为：一、公开募集，4月30日公募日期，由四行储蓄会门市公开售出券面33.5万元。二、折扣转让，依经理银行议决，按九五折计算，让与永亨银行券面14万元，盐业银行券面10万元。三、余额平均分购，余下63万元，由五家经理银行按九五折平均分购。^[118]

民生实业公司债，1935年6月，四川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全部船舶为抵押，在上海发行公司债，债券总额定为上海通用银币100万元，分为一万元50张，一千元500张，利率定为年息一分，自发行日起于每年6月30日及10月31日各付息一次，每届还本后利随本减，按票面十足发行，由上海金城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银行、中南银行及重庆聚兴城银行、川康殖业银行、四川美丰银行组成银团联合包销，6月17日，由各经理银行在上海组织成立“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公司债持券人代表委员会”，负责执管债券担保之财产并保全债权行使抵押权，此次公司债的发行主要由经募银行认募，金城银行40万元，中国银行20万元，中南银行10万元，上海银行、川康、美丰、聚兴诚四行各5万元，因交通银行最后加入，认募10万元，系由川康、美丰、聚兴城三行在原认募数内让足。^[119]

永安公司债，1936年7月，上海永安股份有限公司为偿还付欠银行短期借款及其他债务，并作该公司事业之用，发行七厘公司债券五百万元，债券为记名式，每券额定一千元，指定土地房屋及机器设备等为担保品，以上担保品共估值1 028万1 027元，超过发行债额一倍以上。由中国建设银公司承销，并以中国银行为信托人。所有保管抵押品及还本付息事宜，均由信托人办理之。此次公司债的具体发行方式为，中国建设银公司以91.5折购下永安司债券的全部，再以定价九四折公开向市场发行，实际约合年息八厘。^[120]

永利化学公司债，1937年7月1日，由中国、交通、金城、上海、浙江兴业、中南六家银行组成银团，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筹建硫酸亚厂代为发行比较长期而低利的公司债1 500万元，首先发行第一期1 000万元，由六银行按票面十足承募，并办理一切发行、还本、付息等事宜，其各行承募数额分别为：中国银行200万元、交通银行200万元、金城银行200万元、上海银行180万元、浙江兴业银行120万元、中南银行100万元，7月1日开始发行，期限10年。虽然合同是7月1日订立的，事实上早已用透借形式支用，“永利”支款并不直接与各行接触，统一由“承募永利公司债银团事务所”经办，该所设在上海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之内，截至“八·一三”事变为止，共支用970余万元。^[121]

总之，据统计，1912～1921年，我国各种企业债券总计不过456万2千元，1922～1931年也不过700余万元，到1934年，增至941万5千元，截至1935年止其发行及计划发行者，合计达2 400万元。最初发行公司债券者当推启新洋灰公司，该公司于1914年发行156万元兴业债券，规定年利8厘，自1921年起，每年摊还本金1/15，分22年还清，嗣后，复有通泰盐垦公司及中兴炭坑，北京电车，杭州纬成，与三北鸿安等运输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其中通泰盐垦公司，因经营成绩不良，仅至1930年为止，每年支付利息，偿还本金40%，杭州纬成公司于1932年宣告停业，截至1936年3月止，仅偿还本金48%，北京电车公司债券系分6次抽签还本，其本息亦多年未付，三北及鸿安债券，业已全部还清，中兴炭坑，则因内战影响，一时停付本息。截至1936年3月止，我国各种企业发行之债券总计为4 137万7千元，其中，工业占39.79%，居首位，交通事业占26.58%，居次位，其他公用事业占17.44%，矿业占16.19%，其详细情况如下表：(www.xing528.com)

表3-4　中国各种企业债券统计（不完全统计）（单位：千元）

续　表

资料来源：《我国企业债券调查》，《中行月刊》第14卷第4期（1937年4月）。

从以上叙述及表格3-4统计中，我们可知，到抗日战争前，无论与政府债券还是与企业的实际需要相比较，整个中国企业债券的发行是十分微弱的，其中在上海发行的仅有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三北鸿安、闸北水电、民生实业、永安公司债、永利化学等，而且根本未在上海证券市场公开交易，正是由于近代中国产业证券市场的不完善，银行承受公司所发债券以后，大都全部自行购入，仅将少数分售与熟稔之顾客，无形中增加了银行的经营风险，其与英美等世界各国承销业务颇有出入，而且，近代中国所发行的公司债几乎均为抵押债券，这也极大地限制了公司债的发行规模与进展。虽然在1935年12月底，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扩张业务，也开始筹划公司债的信用发行与承受，以替代原有的厂基押款，并计划选择信用卓著的公司劝令发行债票，同时还寻求与华商证券交易所合作，使公司债能在证券市场上公开拍板，以期债票流通市面，债票在交易所拍板后，即可逐渐流入一般投资者之手，而交易所既有公定市价，缓急之际亦不难以抵押方式取得资金通融，减少了厂基押款的呆滞，如此种债券为额甚巨，不妨与同业合作承受，必要时更不妨保本付息，视发行公司之情况而定。^[122]1937年5月，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更是决定将原有资本120万元，再增180万元，扩大到300万元，准备在增资后开拍各项股票与公司债，实行调剂市场之使命。^[123]然而，这些计划均因抗日战争爆发，失去了发行的客观环境而中止。此后直至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的结束，公司债也未能在上海证券市场上市开拍。可见，在近代中国实际上没有工业债券的投资市场。工业资本家大多数人主要是依靠银行贷款来维持的，贷款常常也是以工业产品、原料、厂房和厂地来作抵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