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性的科学理论，形成于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冷静地和正确地总结了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基于中国现实的国情，提出了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命题；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它始于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获得基本胜利，迄至21世纪中叶；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只有经历了初级阶段，才能过渡到更为成熟的发展阶段。上述理论，不仅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是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而且，它用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理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两阶段的学说，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是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我们党对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经过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3年中国开始执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路线的根本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毛泽东同志当时的设想，过渡时期大约要经历15年时间，但是在实际过程中改造步子却迈得太大，仅仅用3年多时间，即在1956年，就宣布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和进入了社会主义。在当时，尽管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结构业已形成，但是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只不过刚刚开始，国民经济的广大领域和众多部门还是立足于十分落后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特别是拥有数亿人口的农业，仍然是以传统的手工技术与手工劳动为基础。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性的理论，特别是不懂得中国将经历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不充分、不成熟的“初级阶段”，再加上社会主义速成思潮的泛滥，这一切，导致了超越阶段向前“冒进”的“左”的政策。它的主要表现是：第一，在“破私立公”的口号下，追求消灭和不存在一切非社会主义成分的纯社会主义；第二，追求“一大二公”，在所有制上不停顿地变革，不断“并社”“升级”，搞“高级的”社会主义；第三，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有质的区别的发展阶段，宣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经济工作中，超现实地许可，跳跃式地向前发展，在三大改造中就已经出现。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在猛烈的“共产风”之下，出现了违反我国初生期社会主义性质的第二次大规模冒进活动。由于人为地拔高生产关系，追求“一大二公”，使生产关系“超前”变革，脱离了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其结果是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严重挫折，不得不在1961年进行第一次国民经济的大调整。由于缺乏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理论，看不清我国社会矛盾的症结是生产力水平的落后，人们也就不可能从理论高度深刻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由此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实践表明，缺乏对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性质的科学认识，人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就失去正确的理论指导，这正是我国50年代中叶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一再出现“左”的路线和政策的错误的认识上的根源。(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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