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是指商品和劳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关于国际贸易和贸易全球化,古典经济学家曾经做过分析。如亚当·斯密以绝对优势原则解释不同国家之间进行的商品交换和贸易往来。斯密认为,交换源于人的利己心,交换的目的是使交换双方都能从交换活动中获得好处和利益,为此目的,交换双方都要生产本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本国具有绝对劣势的产品。所谓绝对优势,是指交易的一方在生产一种商品上所耗费的劳动成本绝对低于交易的另一方。李嘉图继斯密之后,提出了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原则。李嘉图认为,国家不仅应该生产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还应该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所谓比较优势,是指交易的其中一方生产一种商品的劳动生产率可能较低,但是仍然可以通过交换得到其他商品,当这些其他商品在本国生产需要付出更高的生产成本时,交易的这一方则仍然可以从交换活动中获得比较利益。两种理论的依据和立足点都是各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交易能够增进彼此的共同利益。但是这只解释了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何以可能,而无法揭示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何以成为现实?真正对国际贸易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进行全面分析说明的是马克思。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积累机制是贸易自由化的根本原因。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动力就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这种逐利的本性促使资本家阶级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赋予了资本主义无限的生产能力。与之相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有限的消费市场,有限的消费市场和消费需求阻碍了商品价值的实现和价值增值,从而成为必须打破的界限和障碍。贸易自由化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相对无限性和资本主义市场范围的相对有限性之间矛盾的必然产物。
除此之外,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带来的生产力的进步和分工的扩大,也为贸易自由化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凯歌行进和日益壮大的综合实力,将资产阶级武装成为贸易自由化的奉行者,为了搜刮原料,获取资源,他们开始了远程贸易。最初,他们凭借大工业的产物——坚船利炮打开遥远的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之门,形成了最初的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1]马克思解释了殖民贸易的原因,“投在殖民地等处的资本,它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2],殖民贸易给当地居民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形塑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二元化的世界经济贸易格局。
两次工业革命调整了力量对比,洗牌和对调了部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社会和贸易结构中的已有地位,“核心—外围”的新形式取代了“宗主国—殖民地”的旧结构,贸易格局的核心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但是二元化不对等的贸易格局非但没有动摇,反而以更加牢固的方式固定下来。一方面,对于一国国内的商品交换而言,价值规律是其必须遵循的根本规律,它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准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代表了一国国内市场高低相抵后正常的生产条件、平均的劳动强度和紧张熟练程度;另一方面,对于各国国内市场新形成的国际交换而言,原有国内市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均平共量”缩小为“参差个量”,于是,形成价值规律的“国际形势”,即以一国国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单位形成新的交换基准。两次工业革命的最大力量在于科学技术的力量,科学技术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效率的跃升,而两次工业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商品市场上,仍然占据了有利地位,因为“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3]。因此,工业革命的客观影响是将二元化的不对等贸易格局在新的科学技术的护卫下变得更加坚不可摧、牢不可破。(www.xing528.com)
20世纪50年代以后,贸易自由化获得了真正的发展,世界贸易增长的速度超过了世界生产发展的速度,贸易内容随着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应用,逐渐由有形的商品贸易向无形的技术贸易、服务贸易发展。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本高、周期长、风险大,单独的国家很难承担,促使全球贸易向新的方向发展,多国家、多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形成发展。
对于贸易自由化利弊的评价向来见仁见智,激进者有之,偏激者亦不乏。然而“历史的进程并非是那样绝对的”[4]。对于具体的历史事件与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政策评价也和变动的历史一样,不能静止和绝对化。自由贸易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其中蕴含科学合理的成分,也存在大量需要改进的地方。具体而言,贸易保护政策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也曾经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它维护了弱小的民族产业,积聚了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势力的力量,为历史的发展注入了推力。但是,任何一种历史性的政策都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从长远看,贸易保护政策是保守的,不仅增加了产业生产的成本,加剧了其他产业不必要的负担,损害了本国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不利于民族产业的国际化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加强。相反,贸易自由化符合历史发展的长远要求,消减了发展的成本,保护了消费者的权益,有利于规模经济和贸易的国际化。更重要的是,它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扩展到全球范围,有利于国内矛盾的纾解和无产阶级的联合。对于要逼近共产主义的目标来说,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对于最终的结果而言,没有任何意义,有意义的只是贸易自由化加速了这一过程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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