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至今，发达国家有效地构建了制定、修改、实施并维护以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法律体系，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该体系下，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货币领域分别建立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大制度安排。然而，当美国发现世界贸易组织（前身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现有机制渐渐无法满足其规则制定需求时，它断然选择转移阵地，通过TPP、TTIP等来推出符合其利益的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奥巴马在2015年10月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建立TPP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制定全球经济规则”。换言之，TPP不仅仅只是一套规则，而是一项包括了分配规则制定权的制度安排。
反观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发展中国家从一开始即完全倚赖联合国体系，并未尝试构建专属且独立的制度安排。然而，联合国体系作为推动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度平台并不合适。因为联合国体系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政治秩序维护机制，其权力分配是围绕政治因素展开的。因此，其整个的制度设计，包括目标宗旨、议事规则和执行机制等并不适合构建经济秩序。《联合国宪章》本身也明确了在经济领域，其主要职责是协调国际经济关系，促进世界各国经济、科学、文化的合作与交流。换言之，联合国更适合就经济等问题开展协调、政策审查和政策对话并提出建议。事实也证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会议上通过的各类决议大都无法真正落到实处，更多地成为一种宣言和倡导。(www.xing528.com)
可以说，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失算在于未能有效地关注制度安排这一要素。而学界的探讨亦极不充分。未来，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若想切实地分享到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就必须在制度安排上采取有效的措施。[31]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