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广泛关注的爱尔兰搜查令诉讼

对我们来说，设置先例同样重要。如果美国政府可以在不考虑爱尔兰法律的情况下偷偷进入爱尔兰，甚至不必让爱尔兰政府知道，那么其他政府也可以同样为之。它们可能在任何地方尝试这样做。于是，我们决定诉诸法律，而不是屈服。

2013年12月，我们向纽约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这个通往曼哈顿下城弗利广场法院大楼的旅程让我回到了职业生涯的起点。1985年，我从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后，为一位地区法官工作了一年，工作地点就是在这幢位于华尔街附近的大楼的22层。那份书记员的工作让我以局内人的视角了解了我们的法律机制。

纽约与我在威斯康星州东北部阿普尔顿镇的故乡迥然不同。虽然这座大城市大大超出了我在中西部的成长经历，但我在第一天早上上班时，并没有意识到我有些不一样。我不仅带着一份法学院刚毕业的学生的热切，作为一个新员工，我还携带着一台笨重但功能强大的个人电脑，这在这座著名的法院大楼中并不常见8。

我在前一年的秋天购买了我的第一台电脑，当时大多数人还没有这种设备。说实话，很快就停产的IBM PCjr并不真正算得上一台电脑。但我给它装上了一个软件程序，从而改变了我在法学院最后一年的日子。那个程序就是Microsoft Word 1.0。我简直爱极了这个软件，直到今天它的安装磁盘、手册和塑料盒还放在我家中的办公室里。与我在大学里用过的笔、纸或打字机相比，这个文字处理程序就像魔术。我不仅能写得更快，还能写得更好。所以我努力说服我的妻子凯西（她也是一位刚刚入行的律师），在开始第一份工作之前，同意我花掉27000美元年薪的1/10，买一台更好的个人电脑，放在我的办公室里。谢天谢地，她很支持我。

当时，我为一位72岁的法官工作，我办公桌所在的办公室里摆满了一排排整齐的盒子，里面装着他在20多年的审判和案件中精心手写的笔记。他做了一个精心设计，经过长时间验证的索引系统，每个要点都附有打印的卡片，这些要点整合起来可形成对陪审团的指示。带着个人电脑进来的我引来一些狐疑的目光。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在使用电脑更好地完成我的工作（撰写备忘录和起草法律判决）时，不能打破仍然行之有效的既定做法。这是我一直牢记至今的宝贵一课：利用科技改进可以改进的东西，但同时要尊重那些已经运行良好的东西。

快进到2014年，我们再一次将新的计算技术带入同一座法院大楼。我们知道可能会面临一场长期的战斗，这个观点很快得到了证实，一位地方法官裁定我们败诉，由此我们开启了漫长的上诉历程。

我们的案件迅速在公众中引发巨大反响，尤其在欧洲大陆。我们败诉一个月后，我到欧洲出差，从柏林开始参加了一连串会议，会见了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客户和记者。虽然我知道我们的爱尔兰搜查令案件会受到关注，但我没有想到人们的关注程度如此强烈。事实上，第一天早晨8点，我开始了和一位记者的第一场会议，我一边灌下第二杯咖啡，一边努力回想裁定我们败诉的地方法官的名字。我们的诉讼团队已经从这场打击中恢复过来，他们重振精神，正在努力为和地方法官的第二轮战斗热身。我们已经开始向前看，但我很快发现德国人并没有放下这场诉讼。

我在柏林开了两天的会，到结束时，那次判决的细节和做出判决的地方法官的名字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无论我走到哪里，人们几乎都立刻开始和我谈论弗朗西斯法官。在纽约小小的法律圈之外，几乎没有人听说过他，但在2014年，这位曾判我们败诉的地方法官——詹姆斯·C.弗朗西斯四世成为柏林家喻户晓的人物。

人们似乎有问不完的问题。“他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那么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德国朋友们拿来弗朗西斯法官的判决全文，上面仔细地做了注解。其中几个人给我朗读了一些段落，而许多人已经仔细研究了每一页的内容。

第一天下午，当我和德国最大的一个州的首席信息官坐下来的时候，已经感到疲倦不堪。这位首席信息官把弗朗西斯法官的判决放在我们之间的红色木桌上，用食指点着这份判决书称：“除非你们能彻底废除这个判决，否则我的州绝对不会把我们的任何数据存储在美国公司的数据中心。”

在随后整整一年的国际沟通中，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我在东京遭遇了和柏林同样的反应，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在一次招待会上，我被一群企业客户包围，他们争相告诉我，我们爱尔兰数据中心案件的最终结果会对他们的业务造成多么重大的影响。“微软必须赢得这场官司！”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强调。他们同样密切关注我们案件的审理过程。在全球各地的公开场合，我反复发誓，如果需要，我们将坚持到底，一直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

随着案件缓慢进行，我们认识到，即使我们打赢了，诉讼结果也有其局限性。它可能会提醒我们现有法律下搜查令的范围问题，但它永远也不会制定新的法律或新一代国际条约，以取代过时的MLAT协议。

我们开始起草新的提案，并广泛接触全球各国政府，寻找盟友来共同推动更广泛的行动计划。美国国会提出了新的立法9，但我们还需要将其与新的国际协议相结合。

2015年3月，我们找到了突破点。我在白宫参加了一次会议，有机会审查当前的隐私和监视问题。我在会上讲述了针对我们巴西高管的刑事诉讼和对微软的罚款，奥巴马总统打断了我并评论道：“这听起来一团糟。”与会者对此进行了讨论，奥巴马总统赞同，我们应该积极制定新的国际条约，他更倾向于在这么做时能够与一两个主要盟国，如英国或德国的政府合作。

2016年2月，英国和美国在没有大肆声张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份更现代的双边数据共享协议草案。我们的计划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如果国会不能通过一项新的法令，这项协议就无法生效，同时，尽管我们在国会的支持面不断扩大，司法部仍然拒绝通过任何新的立法来改变其使用搜查令在全世界获取数据的方式。我们面临立法僵局，如果不能达成更广泛的妥协，我们的前景仍然很不乐观。(www.xing528.com)

最终，最高法院本身打破了这一僵局，并且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

不过，这要等到2018年2月底。在一个冬季不常见的温暖早晨，我们沿着华盛顿特区第一大街走向美国最高法院高耸的灰白色建筑10。我们停下脚步，再次设想即将出现的壮观场景，我们向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陈述云计算的全球影响。

最高法院雄伟的4层建筑正对着美国国会大厦——站在它们中间，就好像站在了美国司法部门和立法部门的十字交叉口。朝一个方向看，国会大厦微光闪烁的穹顶高耸入云。掉转身来，你会看到一段长长的大理石台阶，穿过巨大的圆柱，一直通向一扇高高的雕刻门，那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入口。

2月27日，当我们到达那里时，看到长长的队伍沿着标志性的楼梯蜿蜒而下，已经排到街道上，他们都是充满期待的旁观者，等着看我们如何在法庭上挑战我们自己的政府。这将是长达4年之久的司法大战的最后决战。4年前，我们拒绝交出存储在大西洋另一端的爱尔兰的电子邮件。

这已经是微软第四次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我一直觉得这是一次一生难忘的经历。我们把世界上最先进科技引发的问题带上了这个看起来与百年前毫无二致的法庭。在庭审期间，不允许使用电话和笔记本电脑。每次上交电子设备之后，我会坐进一个巨大的红色包厢，那看上去就像一个带幕布的舞台。然后我会抬头看一下庭上唯一的科技产品——一个时钟。

我已经开始理解最高法院在一个完全没有现代科技元素的环境中考量科技影响的能力。早在2007年，我们就一个有关专利问题的案子首次出庭，巧合的是，那个专利问题是关于我们在爱尔兰的CD生产的11。在进行了一周的辩论后，我偶然遇到法院的一位高级行政官员，他说：“在有些法官发言的时候，你看起来有点沮丧。”

我意识到我显然没有做到不露声色。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当时，一位大法官与一位反方律师讨论微软从纽约向欧洲的计算机“发送光子”的影响12。

“这个案子与光子有什么关系？”我不禁想到，“而且我们讨论纽约干什么？”

不过，我确实从中得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在听证过程中努力保持面不改色。那就是，法官们并不总是了解最领先的科技的每一个细节，但他们年轻的助手则对此了然于胸。法官们用其智慧和判断力对事实性的理解加以补充，而这些智慧和判断力甚至经常超越了法律条文本身。尽管公众对大法官的提名方式以及某些有争议的案件判决颇有微词，但美国最高法院仍然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机构之一。大多数情况下，9位大法官共同努力，探求各种挑战性问题的法理。我曾参与过世界各地的法庭审理，并对美国最高法院解决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

那天早上，经过一个小时的辩论，9位大法官让双方都感到不足以有信心获胜。尽管双方都有一定获胜的可能性，但没人敢信心满满地预测，最终谁会赢得胜利。无论这是偶然，还是有意为之，法官们创造了完美的氛围，鼓励双方达成和解。

但我们仍面临一个巨大的障碍——只有新的法律获得通过，双方才有可能同意最高法院的裁决不是解决争议的必经之路。换言之，在达成和解之前，需要先有新的立法，而新的立法只能来自第一大街的另一侧——国会大厦。

在某种程度上，要求国会行动就好比要求上帝行动。国会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它也没有顺利通过立法的习惯。但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机会之窗，我和弗雷德·汉弗莱斯讨论了我们面临的选择，他曾长期在华府任职，现在领导着我们的政府事务团队。我们决定联合白宫，一起努力试试。

如果没有参议院和众议院两党的共同努力，这根本不可能实现，所幸我们4年前提起诉讼后不久，两党即已就这个问题开始合作。经过两次立法听证会和一系列反复，我们终于能够坐下来与司法部进行最后一轮讨论，这要感谢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他以参议院司法部犯罪和恐怖主义小组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积极斡旋，促成了此次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