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传统的标准劳动市场模型分析表明，低工资行业和低收入群体对最低工资上涨比较敏感，但现有的研究并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诺贝尔奖获得者Solow(2008)[61]在第三届林道经济学大会上曾警告说，最低工资可能会给德国等高工资水平的国家带来问题，从理论上来看，最低工资将威胁低收入行业的就业，可是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能证实这个现象。尽管如此，主流观点还是认为当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市场工资标准时将导致就业下降和失业上升，但最低工资制度仍然是帮助低收入群体的有效手段之一。
对于最低工资与就业的关系，虽然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结果和实证数据表明最低工资的上涨对就业存在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微观层面的观测较为明显，但在宏观层面尚不能明确区分最低工资的这种影响，实际研究中争议依旧较多。导致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存在较多分歧的原因在于：观测对象不一致导致不具有可比性；观测数据口径不统一；影响就业的因素众多，在实际研究中无法全面地控制这些因素；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本身较微弱，短期影响不明显，而在长期中易受其他因素的干扰且无法明确分离出最低工资的影响。由此导致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至今仍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
在宏观数据研究中，虽然认为最低工资对就业具有负面效应的占据主流(例如，Mincer(1976)；Schaafsma等(1983)；Neumark等(1992)；Deere等(1995)；Partridge等(1999))，但也有研究提出相反的观点(例如，Card(1992)；Lemos(2009)；Bell(1997)；Dolton等(2012))。(www.xing528.com)
Teulings(2000)将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难以明确区分归因于“最低工资悖论”，即劳动种类和技能差异使得最低工资效应存在总偏倚，很大部分效应被低技能工人所抵消，导致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和替代弹性被低估，所以实际观测到的数据不能完全反应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62]。
而关于我国就业和就业结构的影响因素，除了社会习俗等不可控因素外，已有的研究表明，劳动供给、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投资、失业率、对外开放等因素均会对就业结构产生影响。如杜凤莲等(2005)的研究表明失业经历会影响性别工资差异从而影响女性的再就业[63]。陈仲常等(2006)认为受教育的性别差异和人口性别比将影响女性的就业竞争力从而导致就业的结构差异[64]。尹志超等(2009)认为教育和工作经验回报在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之间存在差异，而两部门之间的性别差异也不同[65]。张抗私(2009)认为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会导致女性就业的性别歧视[66]。陈昊(2009)认为过高的外贸顺差将导致就业人数下降[67]。郑月明等(2008)认为FDI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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