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涓流经济学的束缚

美国社会舆论关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夺走了工作岗位的说法，在经济学中的反映是这样一个立论：新兴经济体以廉价的生产要素甚至不公平的竞争手段，通过贸易和产业转移导致美国工作岗位流失到海外。在这方面，有研究者提供证据，把岗位流失归咎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业链重新布局后的贸易格局，进而直接把矛头指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

与此同时，也不乏研究发现，这些发达国家遭遇的普通技能岗位流失，并不仅仅是全球范围产业链分工的结果，其实更重要、更持久、更有普遍意义的岗位流失，在于自动化过程中的机器和机器人的应用。在这方面，有研究表明了，自动化以及相应的生产率提高，是岗位流失更重要的因素。例如，一位TED演讲者指出，2000—2010年期间美国570万个制造业岗位的流失，87%是由于应用自动化技术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所造成的。

于是，在对美国岗位流失原因的研究中，实际上形成了“贸易主因说”和“技术主因说”的对立或者关于两种因素相对重要性的争论，而且两种假说都得到了实证经验的检验。例如，特蕾莎·福特等人的研究，针对“中国冲击”的片面论调，发现对于美国制造业岗位的流失，贸易（外国竞争）因素和技术（自动化）因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承认难以准确估计出两者相对重要性究竟如何。

不过，这些作者注意到的一些事实常常是由于竞争导致被迫采用自动化技术，使企业在得以生存的同时，却大幅度减少了雇用人员。可见，贸易因素与技术因素两者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难以区分开来。在现代社会，无论是自主创新还是引进借鉴，解决企业竞争力不足问题的技术总是可得的，即使竞争不是来自国外，也可能来自国内的其他地区或者其他企业。这意味着，贸易和技术因素并非是可以截然分开的独立事件，而是在相互促进和协同作用中达到某种效果，无论是好是坏。

从历史的观点看，贸易和技术这两个事物都是不容回避的。交易和发明，同人类经济活动从来就是相伴相生的，是进步之源泉，所以不能心存侥幸，期望其不存在或者可以人为使其消失。把工资停滞和岗位流失归结为机器的使用和技术进步这种“卢德情结”，如今也扩展至对于贸易、产业转移（外包）乃至经济全球化的对抗。政治家固然懂得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终究回天乏术，但是，为了获得选票，他们毕竟要捡起这根源远流长、屡试不爽的救命稻草。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我们需要放弃目前这种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归根结底，这里讨论的是关于全球化和工业革命产生的收入分配效果，是福利经济学的问题。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去寻找造成岗位流失和收入分化的原因，已经被证明是一条死胡同。另辟蹊径，需要我们更多地从规范经济学角度认识问题，寻找答案。既然我们面对的可能情景，其实是根据全球化和工业革命后果对政治选择或政策抉择产生的成本与收益做出比较的结果，所以，我们所讨论的归根结底是政治经济学问题。(www.xing528.com)

从理论基础上说，已经到了彻底摒弃“涓流经济学”假设的时候。虽然“涓流经济学”也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当代经济学更是从理论上不遗余力论证，政策制定者从经验上尝试证明。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认为，一旦经济活动从某个部门甚至单个企业发起，最终会通过涓流效应，使经济整体乃至全社会利益均沾。

例如，弗里德曼指出，在自由市场社会，合理的收入分配伦理原则，便是让每个人得到其运用自己的工具所生产的物品。弗里德曼也谈到国家的作用，但是他强调的并不是再分配，而是界定和执行产权。在理论上坚信这一理念，并且在政策上予以付诸实施的是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使其成为“里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基点。

克鲁格曼回顾了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交替执政过程中，对待收入分配的不同政策倾向与实际不平等程度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采取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政策，不是无关紧要的，而对产生的收入分配结果影响十分显著。克鲁格曼的逻辑，反过来看也是有效的，即收入分配的结果又会影响政治风向从而影响政策倾向。美国岗位流失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充分反映了“涓流经济学”从理论到实践、从原因到结果、前期政策的后果反过来影响随后的政策制定，及至造成政治分野和社会分裂的完整过程。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以及他的前辈安东尼·阿特金森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杰出研究，都毫不含糊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政府和社会对收入进行必要的再分配。例如，皮凯蒂收集并分析了丰富的各国历史数据，发现资本报酬增长速度大大快于经济增长率，导致财富越来越集中。既然这种趋势分别是长期时序数据所揭示的历史轨迹以及跨国数据所描述的现状，无论市场机制还是时间跨度的自然力量都无法遏止，那么社会干预和政府政策就无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