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相对贫困长效脱贫机制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脱贫攻坚也是如此，既没有终点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作为发展中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而言，以显著高于世界银行推荐的标准，在我国农村五亿多人口中不再有贫困现象，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成就，也为人类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2020年按照现行标准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个任务目标，并不意味着全社会和农村的扶贫脱贫任务就完成了。

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一万美元，超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是尚未达到世界银行分组中的高收入国家门槛（12000美元），意味着我国在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途后，第一个直接目标就是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因此，解决相对贫困是按照现行标准脱贫战略的自然延伸。贫困现象本身就具有绝对和相对两个特性。一方面，解决绝对贫困是为了保障所有群体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基本生活水平的标准也随发展阶段的变化和整体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变化。相应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贫困现象具有阶段性特点。

从发展阶段特征出发，我们可以从贫困标准的两种确定方式来认识下一步脱贫任务。在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国家，通常以占居民收入中位数50%—60%的水平作为相对贫困标准。就这个比例来说，2019年我国农村处于最低收入组的20%住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水平仅相当于全国农村住户平均水平的约27%。此外，世界银行从2017年开始尝试为收入分组中的低收入国家（人均GDP大体为1000美元以下）、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GDP约1000—4000美元之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GDP大约在4000—12000美元之间）和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制定并推荐了依次提高的贫困标准。参照以上情况，我们应该在理解相对贫困性质的基础上确定新的脱贫标准。

如果说以现行标准定义的绝对贫困是特定发展阶段现象的话，相对贫困现象将是长期存在的，因此需要建立健全解决这个长期问题的长效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脱贫攻坚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应该提升和常态化为相对稳定和规范的机制。面对新的发展阶段的相对贫困现象新特点，应该将脱贫工作及其机制与时俱进地提升到新阶段，根据贫困问题新特征赋予扶贫脱贫工作以崭新面貌。(www.xing528.com)

首先，密切关注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新致贫风险。我国正在进入人口加速老龄化的阶段，2019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已经高达12.6%，而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务工，在统计意义上成为城镇常住人口，导致农村老龄化程度显著高于城市。根据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农村老龄化率比城市高出31.2%。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农村高龄老年人口和失能人口的规模将呈现扩大的趋势，造成的家庭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成为新发生贫困现象的重要诱因。因此，今后的脱贫政策手段应该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密切结合起来。

其次，防范和应对各种风险冲击型致贫因素。2019年，在农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占41.1%，经营净收入占36.0%，合计占到全部可支配收入的77.1%。在发生不可抗外力导致冲击性事件的情况下，无论是市场因素还是自然因素，对这两个收入组成部分的冲击都会严重影响农户收入和基本生活。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就属于这种冲击型风险，既有“灰犀牛”事件那样长期中终究要发生的大概率特点，也有“黑天鹅”事件那样难以预见和不确定性质，必然造成对处于相对脆弱地位的农村地区、低收入农户和人口的冲击。这也提示我们，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需要把这种风险因素充分考虑在内，形成及时反应的预警系统和应对机制，以及有效应对的政策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