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rick A.Gaughan（2004）认为，对长期效应做研究很困难，因为我们既不能将某个交易的个别效应过滤掉，也不能去除那些可能需要持续更长时间的交易行为[1]。因此，考虑到企业长期绩效影响因素很多，且由于时间问题，其绩效未必源于或完全源于此前的跨境并购，故本书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长期绩效，仅做财务评价。
根据中国式跨境并购浪潮、动因、风险，尤其是其特殊性，对跨境并购成败和绩效的背景和基础性负面影响，并参考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投资发展阶段理论，本书认为，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总体而言不具备“O＋I＋L”优势，绩效难佳。
根据前述文献综述已有学者的研究，关于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绩效，有绩效良好论、绩效不显著论、绩效不佳论。当然，其所言绩效，有的指短期绩效，有的则指长期绩效。如有的认为，中国企业跨境并购，3年期超额收益仍然保持非负（顾露露和Robert Reed，2011）；有的认为，跨境并购决策为公司股东带来了显著的财富效应（邵新建等，2012）；有的认为，我国上市公司跨境并购总体获得了正的累计超额收益（陆瑶等，2011）。有的认为，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并购前后绩效在总体上没有显著改善（阎大颖，2009）；有的认为，跨境并购对企业绩效并未能显著改善（阎大颖，2009）；有的认为，跨境并购对企业绩效影响并不显著（吴茜茜，2011）；还有的认为，我国上市公司整体并购绩效在并购当年和次年提升，随后普遍下降，至第三年显著性水平已经不高（冯根福和吴林江，2011）。有的认为，中国上市公司跨境并购，累计超额收益显著为负（钱婷等，2011）；有的认为，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累计超额收益率，总体为负，且呈现不断下降趋势（马建威，2011）；有的认为，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整体绩效不佳（王仁荣，2012）；还有的认为，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国有企业之并购，整体效果不佳（张传民，2012）；有的认为，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在整合期内对商业银行绩效有负效应，在整合完成后多个行业并购绩效依然为负（刘艳春等，2013）。综合考虑，如上所述，本书提出假设H13。(www.xing528.com)
假设H13：中国企业跨境并购，长期绩效不佳并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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