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企改革的动因与理论基础

1.改革的动因

中国长达四十年的国企改革波澜壮阔，惊心动魄，成效显著，影响巨大。但是，中国国企为什么要改呢？这是身处今天的中国人乃至世界人都十分好奇的问题。

中国国企之所以进行改革，最为直接的、最为表层的原因是国企由于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是政府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算盘珠”，政府拨一拨，企业才能动一动，上边推一推，下边才能走一走，没有自主权，缺乏内在发展活力和动力，导致国企大面积亏损，不少国企陷入困境而难以自拔。有资料显示，1956年—1977年期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增长幅度（9.2倍）远超利润总额增长幅度（5.5倍），投入—产出严重不匹配。^[2]就四川来看，“当时（1978年）四川的国营工业企业，从固定资产的总量来说，已居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中的第二位，但产值却是相当低的。因此，要恢复和发展四川的工业，必须首先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解放企业的生产力。从这个认识出发，四川选择了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验的道路”^[3]。

2.理论基础(www.xing528.com)

中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基础，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理论。中国国企改革之前，国企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实际上转化为国有制）采取了国家所有而且国家经营的方式，一切生产和销售由国家安排，一切利润上缴国家，一切分配由国家确定。这样的制度安排和管理体制不符合当时中国整体上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物资不丰富、人们（包括国企劳动者）的物质需求尚难满足等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导致国企劳动者的积极性得不到调动，生产经营不断恶化的结果。

再进一步说，中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基础在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理论精髓和科学灵魂。大家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系统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当然，马克思晚年也明确提出落后的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观点。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恰恰印证了马克思晚年的这一思想。实际上，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后其他东欧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1949年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均不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基础上建立的。这也就要求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与其自身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对此，列宁曾经指出：“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因为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耕作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4]列宁由此认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能消灭剥削”^[5]。因此，列宁在结束“战时共产主义”的特殊实践以后，主张“退却”“再退却”，并在晚年提出了实行保留商品和工农产品之间市场交换的“新经济政策”。遗憾的是，斯大林继任以后未能真正坚持列宁晚年提出的“新经济政策”，而是急躁地采取了高度集权、全面计划的经济制度和管理体制。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在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力图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社会主义实践，但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影响，效果很不理想。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才在恢复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及其运行方式的基础上，真正开始国企改革，探索体制机制创新直至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可见，中国国企改革的动因虽然简单，但是其理论基础却是深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