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度地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在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允许在一定限度内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同时力求把资本主义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来。

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因为新经济政策容许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同力图复活的资本主义，在通过市场来满足千百万农民需要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竞赛”（《列宁选集》第4卷，第582页）。

“新经济政策”规定了过渡时期经济中容许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具体界限和程度。私人资本只容许进入小工业和部分地进入中型工业和商业，国家通过劳动法、税收、价格调节和其他监督措施，限制私人资本的活动。在农业中，通过土地公有制，禁止土地买卖，实行对地租和雇佣劳动力的调节，限制资本主义发展。同时，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置于国家的监督和调节之下。

国家资本主义包括租让制，国家同私人合营企业和公司，向私营企业主出租企业，以代理方式吸收私商和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等。对外资采用租让制，以便于苏维埃政权对它的监督和调节。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凡属显然能够提高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国民经济部门，都可以作为租让的对象。”目的是发展那些在最近时期内靠苏维埃国家自己的力量无法开发的部门。而且，把某些国营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也有利于引进新技术和学习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列宁说，发展租让制“就是加强大生产来反对小生产，加强先进生产来反对落后生产，加强机器生产来反对手工生产”（同前，第4卷，第520页）。这样做，还可增加由国家支配的大工业产品数量，加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有利于控制和调节市场力量与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关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外资企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www.xing528.com)

“新经济政策”停止实行对小企业的国有化。1921年7月人民委员会还颁布了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企业的出租办法的法令，允许私人资本从事中小工商业活动，但不允许在大工业和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经济中活动。这是由于必须最迅速地发展轻工业，增加日用消费品产量和扩大国内商品流通，特别是扩大对农民消费品供应量的需要决定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私人中小工商业活动较为活跃，如1923年私人工商业数目比1922年增加了40%。就整个经济来说，资本主义成分的人数（包括大量手工业者）在“新经济政策”初期阶段占居民人数的5%，私营工业生产的工业品约占全部工业品的1/4，它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1/10。外资和私人工商业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对沟通城乡联系、活跃市场、方便群众起了良好的作用。

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物质利益原则和经济核算制改组国民经济的管理和计划领导的方式和方法，有计划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物质利益原则和经济核算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决定，“在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基础上，授予国营工业联合企业以合理管理企业所需的全部行政经济权力。”这就产生了改组国民经济组织领导问题。“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那种管理整个工业部门和全部工业企业（包括小企业）的总管理局制度，被托拉斯化所代替。大型的中央托拉斯或地方的地区托拉斯的生产联合组织或部分性联合组织，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组织国营大工业的主要形式。托拉斯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享有法人的权利。托拉斯要按商业核算的原则进行活动，要求经营无亏损，有盈利。同时，为了保证托拉斯正常的产品销售，及时地采购原料、燃料和其他物资，以及能够调节和影响市场，由托拉斯集股建立商业辛迪加作为统一和调节国营工业企业商品流转的主要形式。为此，1921～1923年间陆续颁布了《人民委员会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令》、《关于扩大国营企业在运用资金和支配物资方面的权力》、《苏维埃机关在自由市场上购买所需产品的程序》等一系列法令。与此同时，又给地方苏维埃及其经济机构以广泛的权力，发挥其经济建设的主动性。1921年底，40%的国营企业的领导权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转到了州国民经济委员会。

“新经济政策”十分重视物质利益原则。列宁从理论上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论述了把革命的精神和物质鼓励结合起来的必要性。列宁说，“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同前，第4卷，第572页），只有这样，才能走向社会主义，并把千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在企业开始实行经济核算和物质利益原则的情况下，对分配制度也作了改变，逐步取消了各种免费的服务和实物工资制，克服了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倾向，使工资直接取决于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熟练程度和劳动贡献，采用了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物质利益原则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