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关系

美国的政治制度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地域的烙印。美国宪法本身就是当初北美十三州斗争与妥协的产物。美国分立与制衡的政治体制既是地区（地域）间博弈的产物，又导致了美国政治的地域性。早在美利坚合众国诞生之初，华盛顿总统在其著名的《告别词》演说中就注意到了美国各地在经济上呈现出的地域差别和相互联系，强调北部、南部、西部和东部之间加强团结的重要性。他说，北部的制造业和技术促进了南部农业和航海业的发展；南方的产品为北方的制造业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原料”；东部依靠西部重要的水陆通道来获取原材料和输出工业品，以此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经济。西部不但依靠从东部“得到发展和改善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物资供应”，也依靠东部的海上力量来保障产品出口通道的畅通。因此，各地区必须加强团结，任何一方单打独斗“从本质上看都是不牢靠的”。^[1]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明确指出：“我确实看到美国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利益。”^[2]与本书相关的是从经济地域主义的角度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献。兰普顿在其《同床异梦：管理美中关系（1989—2000）》中指出：“通常情况下，地方参与（国家政策制定）的动机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3]

美国研究地域主义的先驱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认为，地域主义（sectionalism）是塑造美国政治的巨大动力。^[4]他还在《美国历史上的地方主义》一文中指出，美国历史上的地方主义不仅仅是指南北双方在奴隶制上的斗争，还“涵盖美国地理意义上的各州，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显示出来的、更多的、更复杂的地方主义却被忽略了”。^[5]特纳首次在美国历史研究中引入地理（地方）因素，其研究开启了运用地域主义探究美国历史、政治、外交演变的新领域。但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域主义如何形成及其对美国历史的塑造上，他的突出贡献是在理论上首次提出“地区主义”的概念和创立“边疆学说”，但他缺少从具体的地区因素层面探究地区主义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外交的实证研究。

在特纳提出从地区主义视角研究美国历史后，一些美国学者开始专门研究美国某一地区对美国外交事务的看法或地区外交观。其中，研究美国南部与国家对外事务的代表性成果有勒奇（Charles O.Lerche）所写的《不确定的南方：不断变化的外交政策政治学的模式》^[6]、海罗（Alfred O.Hero）所著的《南方人与世界事务》^[7]、麦克威廉斯（Tennant S.McWilliams）所撰的《新南部面对世界：外交事务与南方的自我感觉，1877—1950》^[8]、艾里什（Marian D.Irish）的论文《外交政策和南部》^[9]。研究西部与外交事务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对中西部的孤立主义倾向和西部农业州的外交倾向的考察上。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塞利格（Selig Adler）的专著《孤立主义的情结：20世纪的反应》。该书论证了地理原因、经济因素和人口构成是中西部孤立主义倾向的原因，这种孤立主义也是威尔逊的国际联盟受挫的重要原因之一。^[10]登尼克（Justus D.Doenecke）在其著《未必过气：冷战时代老土的孤立主义者们》中指出，“历史学家们发现孤立主义者往往居住在中西部，他们经营小公司或从事农业，属于共和党人”。^[11]比林顿（Ray A.Billington）在《中西部孤立主义的根源》论文中分析了美国中西部对国际事务的孤立主义偏见和态度“来源于自身的安全感，而其安全感又来源于本地区的地理位置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在其他地方都开始认识到20世纪的美国要在世界上担当新角色的时候，保守的西部仍抱着19世纪的传统不放”。^[12]上述研究某一地区国际观的学者缺少从整个美国各地区的经济差异层面来探讨地区因素对美国政治进程的影响。

美国学者本塞尔（Richard Franklin Bensel）在其著《地方主义与美国政治进程：1880—1980》中指出：“地区之间的竞争——根植于经济发达的北部（核心）与经济欠发达的南部和西部（边缘）之间的劳动力的地理分布——原来一直是，现在仍然是影响美国政治制度的主导型因素……若不清楚地认识到地区竞争的持久性影响，就无法正确理解政府体制和政党制度的发展。”^[13]本塞尔的论述触及了地区主义的经济基础及其对美国政治进程的影响，为研究地区产业经济如何影响美国政治进程提供了理论参考，但缺少对地区经济因素如何影响国会进而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探讨。

美国学者马蒂斯（Kenneth C.Martis）在《地方主义与美国国会》一文中探讨了美国历史上地方主义在塑造美国国会的结构和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他的核心观点是根据美国宪法所确立的政治制度具有鲜明的地理特征，美国国会就是这种地理特征的反映，国会显示出来的空间特征值得政治地理学家们进行研究。^[14]马蒂斯的研究虽然将地区因素与国会的结构和行为关联了起来，但缺少对这种关联如何影响美国外交的研究。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切斯特（Edward W.Chester）在其《地方主义、政治与美国外交》一书中从地方主义的角度阐述了美国外交史，这是一部运用地区主义视角考察美国外交史的专著。^[15]该书在议员的地方观念、地区（地方）利益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方面进行了有力的探索。但该书缺少对地区间的经济差异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探讨。(www.xing528.com)

得克萨斯大学政府学院教授特鲁波维兹（Peter Trubowitz）在其著《定义国家利益：美国外交政策的冲突与变迁》中从历史经济地理角度分析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认为在区域经济差异的基础上形成的区域间的斗争与合作是美国外交政策变迁的根本动力。^[16]特鲁波维兹从经济地域主义角度考察了19世纪末期美国南北部之间的经济结构差异如何影响美国对外实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他写道，有关美国帝国主义的争论也是被北部工商业集团与南部的农业、原材料生产者所左右。地域间经济结构差异引出了有关关税、现代海军、跨海扩张等有争论的话题。东北部倾向于实施一个新的商业主义战略，采用军队力量、领土扩张、关税谈判等手段获取拉丁美洲和亚洲这些不发达的市场。南部在很多方面是北部的依附，支持一种相对廉价的自由竞争式的商业扩张道路。南部重视与欧洲发达工商业国家自由贸易的好处，不希望通过占领海外土地来实现它的商业目标。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美国各地因产业经济差异卷入世界经济的不平衡的本质。^[17]特鲁波维兹关于地区间经济结构差异如何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研究为本书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理论视角。由于美国产业本身带有地区性，如传统制造业的“铁锈带”位于美国东北部和五大湖区，高科技产业的“阳光带”位于南部和西部，农业则位于中西部，具有不同经济特色的各产业构成东北部、西部、南部地域主义的基础，它们之间在国内政治上的分化组合也是导致历史上美国外交在收缩与扩张之间周期性更替的根本动力。^[18]然而，特鲁波维兹主要探讨的是美国地区经济结构差异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侧重的是对美国政治、安全外交政策的影响，缺少对经济地域主义如何影响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包括对外贸易政策）的探讨。

在我国，从地区主义视角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包括对华贸易政策）的成果比较少见或薄弱。任军锋所著的《地域本位与国族认同》系统地论证了美国区域间的政治竞争对美国政治（如总统选举）、公共政策的影响。^[19]但该书中关于美国地区主义如何影响美国对华外交的论述比较少见。陈志敏所著的《次国家政府与对外事务》系统地论述了次国家政府与对外事务的关系^[20]，书中涉及地方产业利益如何推动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内容。邱伟的博士学位论文《美国地域主义与对外政策》系统地阐述了美国地域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国内学界最早系统地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地域特征的文献。^[21]但令人遗憾的是该论文缺乏对美国地域主义如何影响美国对华外交的探究。刘建华、张学朋在《收缩与扩张：美国外交政策周期的地域主义解释》一文中考察了历史上美国东北部、南部、西部三大地域之间的分化组合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收缩与扩张的更替，文章涉及某一时期的地区经济如何影响地区议员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态度和在国会山的投票行为。张学朋、王勇在《美国地域主义及其成因与影响》一文中谈到了产业地理对美国经济地域主义形成的决定性作用。^[22]但该文对产业地理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着墨甚少。王勇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地方因素对美国外交的影响》中探讨了美国地区之间的结盟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例如，东北部与西部的结盟导致美国在19世纪末走向海外扩张；东北部与南部的结盟导致美国摆脱孤立主义；西部与南部的结盟则促使美国结束冷战局面。值得一提的是，王勇论述的重点不是地区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而是研究美国地区主义如何影响美国对华外交政策，这使得他在邱伟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文中论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落基山区的产银州如何凭借它们在参议院的力量，结成了所谓的“白银集团”，促使国会通过了让中国经济“雪上加霜”的《白银购买法案》。^[23]文章还论述了20世纪90年代中西部农业州如何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对国会决策产生影响；加利福尼亚州对克林顿政府放松对华制裁的影响。^[24]这些案例显然对本书的研究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然而，王勇的论文缺乏对地区产业的经济地理与国会政治如何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

综上，中外学界在论述地区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时，均不同程度地触及了地方经济影响美国政治（包括美国外交决策）的议题，但对地方经济如何通过其利益集团组织对国会开展结盟游说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包括对华贸易政策）则缺少探究，亦即对地方经济如何通过利益集团游说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经济逻辑或机理缺少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