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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工业革命对政治与文化的影响

时间:2023-06-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南北战争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工业化的进程和美国社会的现代化。1865年,美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仍然落后于英国和其他西欧强国。[7]这场美国工业革命可以说带动了一个新的全球性的工业革命,有时也被称作“第二次工业革命”。南北战争之后,美国政治上的相对稳定为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技术史学家在研究美国19世纪末的工业革命时越来越关注“技术系统”的重要性。

美国工业革命对政治与文化的影响

南北战争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工业化的进程和美国社会的现代化。大规模工业化、现代化战争运作的经验很快就被应用到经济发展上,促使工厂系统扩张、大企业兴起,以及交通通信网络的扩展延伸。有历史学家认为,在此意义上南北战争标志着“现代时代”的开启(Maier et al.,2003)482。但也有历史学家认为南北战争对工业化的直接影响有限(Licht,1995)79-101。尽管美国工业化从18世纪末就已经起步,并在19世纪上半期得到迅速发展,但真正彻底改变美国经济、社会并使得美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是南北战争之后1865—1900年间的大规模变化,被历史学家称为“美国工业革命”。1865年,美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仍然落后于英国和其他西欧强国。到了20世纪初,美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不仅超过了英国,而且超过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总和。[7]这场美国工业革命可以说带动了一个新的全球性的工业革命,有时也被称作“第二次工业革命”。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政治上的相对稳定为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南方和西部从主要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制向工业化迈进,不仅加速了两地的经济发展,而且为北方的工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市场。而全国性的交通网络的建设,尤其是铁路系统的扩展,不仅促进了技术、经济发展,而且为全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个时期美国技术的发展具有鲜明的特征:一方面,摆脱了原来对西欧技术的依赖模仿,大规模地发展了创新技术,如电气化、电话等;另一方面,这些新技术又促进了以铁路所开启的技术发展模式的产生和扩展。与原来的单个技术工业,如军械制造业相比,这个时期的不少新技术,如铁路和电话,催生了新的技术网络,开始是区域性的,后来发展成全国性的,甚至国际性的。这种以新技术为依托的网络式工业发展促使大企业诞生。这些大型企业,如铁路公司、石油公司、电话公司,采取了横向(兼并与其竞争的企业)和纵向(拥有从原材料到产品组装的所有生产环节)融合发展的方式,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技术利用和经济效应。但同时,大企业和商业公司的出现,也引发行业垄断和政治腐败的问题,从而使得这个时代被称作为“镀金时代”。

这段时期美国的经济起飞是由铁路发展带头的。南北战争之后,美国铁路不仅迅速扩展到南方和西部(美国西部的铁路开发主要依靠华人工人),使得北方的工业品、南方的农产品和西部的矿物能通达各地,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市场机制,还便利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贸易,如农民从城市里购买农业机械、化肥等,同时把农产品输入城市或区域性的交易市场。而这些区域性市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铁路的发展所促成的。例如,由于冷冻列车的发明和使用,芝加哥在这段时期迅速发展成为肉产品集结、加工和销售中心。铁路的大规模扩张需要大量原材料,这就带动了与此相关的众多其他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钢铁和木材(用于制造轨道和车厢)、煤以及后来的石油(动力)。铁路线的建设还带动了沿线电报(以及后来的电话)线路的建立,以及以西尔斯(Sears)为代表的全国性邮购生意的兴隆。1886年,在一个星期之内,九千英里南方铁路的铁路轨距缩短了三英寸,使得北方的火车能在南方铁路上运行(Pursell,1995)78-81

美国铁路是在19世纪20年代引进英国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在美国得到改造和改进。与地形相对平坦的英国不同,美国铁路需要跨越高低不平的地势,所以美国制造的火车机车功率更大。为降低成本,美国的铁路沿线没有像英国那样设置障碍物,所以刚开始经常有牛跨越铁路线与火车碰撞而发生事故。为解决这个问题,有人发明了“火车头排障器”,把牛(或其他障碍物)从轨道上清除到边上(Pursell,1995)81。1873年,魏斯汀豪斯(George Westinghouse)所发明的空气制动器得到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火车的刹车能力和安全性,而杰内(Eli Janney)所发明的耦合器,可避免发生列车车厢连接时操作员在两个车厢之间被挤致死的事故(Maier et al.,2003)519

作为这一时期的第一个高技术网络,铁路还促生了一个管理上的革命和美国社会的文化变化,可以说是美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推动者。因为各地铁路运行需要进行协调,所以出现了全国性的统一时间和四个时区的划分。在此之前,美国各地区,甚至邻近的城市,都有自己不同的时间标准。为了配合铁路时刻表,所有民众都开始使用钟表,尤其是手表,从而大大促进了钟表业的发展。铁路运行所需要的大量协调工作还诞生了职业管理者和白领阶层。企业不再是由拥有者管理,而是由雇来的经理管理,而且新的管理体制要求雇员——白领工人——具备专业性知识或技能而与体力劳动分离。这一发展为妇女参加企业工作,尤其是办公室工作打开了大门(Pursell,1995)82(Maier et al.,2003)520-521

注:1英里≈1.6千米 1英寸≈0.025米

但是像所有技术一样,铁路的出现和发展并不是给所有的人都带来收益,也因而并不是受到所有人的欢迎。例如,在美国19世纪中后期铁路向中西部和西部的发展给印第安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首先,铁路发展加大了美国人向西部开发的力度,造成大批移居者和矿业主进入到原来印第安人的居住区域,双方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进而导致美国政府派兵镇压印第安人部落,直至把他们残酷地驱赶到所谓的保留地。其次,在中西部,铁路的修建和延伸导致对野牛的大规模狩猎,使其几乎绝种,而野牛是很多中西部地区印第安部落赖以生存的重要自然资源,所以它们被屠杀也导致这些印第安部落生活陷于困境。另一个对铁路不满的群体是农民,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于铁路公司来运送他们的农机和农产品,但铁路公司的任意涨价使得他们受到压迫。农民组织起所谓的民粹党来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来打破铁路和其他公司的垄断。

近年来,技术史学家在研究美国19世纪末的工业革命时越来越关注“技术系统”的重要性。“技术系统”这个概念强调的是,任何一个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技术的发展,如蒸汽机、火车头、电灯、电话,最重要的不是某个硬件的发明,而是一整套技术系统的发展。这个技术系统包括这些单独的硬件和把这些硬件连成一体的硬件网络,如从电灯到输电网,再到发电站,也包括人、组织和社会网络,如从发明家到制造者、资助者,再到使用者、消费者,以及政府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从这样一个广义的角度来理解技术,就能更清楚地看到技术的社会性,以及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泰勒(Frederick Taylor)提出“科学管理法”,认为可以通过“时间—运动研究”来优化工作效率,即测量每一个动作所需要的时间,并通过各种措施(包括劳逸结合)来缩减时间、增加产出。此理论对美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它一方面是工业化的产物,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对技术系统从管理角度进行改进的研究和实施,可以说是技术系统时代的代表哲学,使管理作为一个行业出现,并创生了管理学。从福特汽车公司开始的流水线组装技术可以说是这一管理哲学的一个例子——工人不用花时间去寻获部件组装汽车,而是由一个流水线把所需要的部件送到该工人的手中,提高了工作效率。该系统增加了公司的利润,从而受到厂家的欢迎,但对工人产生了负面影响:一方面工人重复同样的、枯燥的动作,极易疲劳和出现工伤;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和管理系统,给予系统巨大的操纵力,几乎没有给工人任何自主的余地,以至于任何人都可以做此工作,从而导致技术系统时代工人的“去技能化”,受到了工人的普遍抵制(Olson,2016)。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技术系统的涌现是现代社会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例如,美国技术社会史学家科宛(Ruth Schwartz Cowan)就认为:

19世纪初,工业化的过程在有心关注的人来看似乎是一个相当不连续的事情:隔壁村子里建了一座纺纱厂,有一个商人在河的上游设立了一个面粉厂,几英里外新设了一个火车站。到了19世纪末,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意识到,工业化的进程已经今非昔比了,它已经成了一个系统的事业,它创造出了相互连接起来的、各种物质的和社会的网络。而所有美国人,无论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年轻的或年老的,都越来越生活在这些网络之中。(Cowan,1997)171

美国著名技术史学家休斯(Thomas P.Hughes)提出技术系统是理解技术史的关键。他更进一步认为,美国历史文化最具特色的不是其民主政治、自由企业制度,而是美国人一贯对技术的热忱,尤其表现在1870年所开启的长达一个世纪的技术热潮和技术创新。休斯提出,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美国人重塑了自己的世界,把它从一个上帝制造的自然世界改造成了一个技术世界,一个强调秩序、系统和控制的世界,从而完成了一个“美国创世纪”。他认为,美国的这百年技术热潮奠定了美国现代化的基础,其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可以与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历史、路易十四时代在法国历史和维多利亚时代在英国历史上的意义相媲美。而在这个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不是单个技术的发明,而是囊括了这些发明的技术系统。“在这个技术热潮的年代里,最具特色的活动是发明、发展和组织大技术系统,即生产、通信和军事技术系统。”(Hughes,2004)3

如果说铁路是19世纪的代表性技术系统的话,汽车可以说是20世纪的代表性技术系统。在这个技术系统的发展过程中,亨利·福特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甚至被认为是对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福特并不是内燃机汽车的发明者,甚至也不像一般所称的流水组装线的创始者(最初的想法可能是来自他的部下),但他确实改进了汽车设计,安装了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组装线,大幅度降低了汽车的造价,提高了工人的工资(第一个实行1天5美元工资制),从而大大普及了汽车。汽车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工作、文化活动的方方面面,尤其对年轻人的生活,包括两性关系,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像铁路一样,汽车作为一个技术系统成为整个国家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牵涉到各级政府(修路、车辆和驾驶管理等)和几乎每一个社会成员,可以说在当时(20世纪初)成为现代化社会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志(Hughes,2004)。

如果说铁路和汽车是美国交通大技术系统群的话,那么电气化是另一个涉及通信、生活、生产的大技术系统群。这个技术系统群包括电话、电灯、留声机收音机电影等各个技术系统。与铁路这个技术系统在美国的发展有所不同的是,电气化的各个技术系统一般都是由独立的发明家做出新的发明而开启的,而且一开始其实用价值往往没有得到公众的认知。但这些发明家或企业家金融家经过不断地尝试,逐渐把这些发明演变成技术系统,并通过各种公关措施(如报纸、杂志广告),向公众推销这些技术发明,在其实用性得到认可以后,再把技术发展成全国性的(甚至国际性的)技术系统。一旦取得成功,这样的技术系统会深刻地改变社会,但在此过程中公众也对技术的发展施加影响。

在技术系统的发展过程中,独立发明家往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里,独立发明家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职业发明家,指的是以发明为生计的发明家,例如多产的爱迪生(Thomas A.Edison);另一种是业余发明家,指的是有一定稳定收入或职业的发明家,他们的生计并不取决于他们的发明,这使得他们更加愿意花费精力在数量少、难度大、风险大,但会带来革命性变革的技术发明上,例如被公认为电话的发明者的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贝尔当时是波士顿大学的教授,所以发明是他的业余活动。开始,他像戈雷(Elisha Gray)等其他一些发明家一样,做一些电报方面的技术改造。因为当时电报是一个大的行业,如果发明成功会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并给发明家带来专利和收入。但贝尔并不依靠他的发明收入,所以在1874年看到有可能用电报线路传递声音或音乐之后,他就放弃了电报方面的研究而在技工助手华生(Thomas Watson)的帮助下专注于电话的发明。戈雷同样也看到了电话的前景,但他作为一名职业发明家,需要电报技术发明方面的收入,从而没有全力转向电话发明。这样一来,一个戏剧性的巧合发生了:就在贝尔于1876年2月14日提交他的电话专利申请的同一天,戈雷也提交了他的电话发明专利申请,但他的申请只是一个意向申请书,而不是一个完整的申请,所以到后来双方打官司时贝尔胜诉(Hughes,2004)55-56

图1-4 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在他位于新泽西州的实验室里(1901年)

来自维基共享网站,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Edison_in_his_NJ_laboratory_1901.jpg,公用领域作品,2016年1月下载。

当然,作为独立职业发明家,爱迪生对这段时期美国技术发展的影响可以说是任何人都无可媲美的。他不仅被认为发明了留声机、电灯和电影等这些划时代的技术,而且在他一个人身上体现出了从独立发明家到技术系统缔造者的转变和双重身份。例如,他发明了白炽灯以后,还在他的发明作坊的技工的帮助下,发明和制造了各种各样与电相关的器件,例如灯座、开关、线路、发电机等,使得电灯这个发明能够成功转变为电气照明这个技术系统。这期间,爱迪生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利用公关手段来说服大众把电引入家里是安全的,例如在节日游行时,爱迪生让他的员工们头上顶着发亮的灯泡直流电)列队行走。到后来,这个技术系统大规模扩张,以至于大制造公司、金融家甚至政府部门都参与其中。但爱迪生因为坚持直流电、反对交流电而逐渐在市场上受到挫折,这使得以摩尔根(J.P.Morgan)为首的金融家股东们干涉公司的运作,采用特斯拉(Nikola Tesla)所改进的交流电技术。这导致爱迪生逐渐失去了对电灯这整个技术系统的控制,以他命名的“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变成了“通用电气公司”,但整个电气技术系统却得到了飞速的发展。[8]

独立发明家的黄金时代到20世纪初逐渐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以公司为依靠的工业实验室系统。这个转变发生的最主要原因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催生的一系列技术系统逐渐成熟,产生了像贝尔电话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这样的大公司。这些大公司需要的不是革命性的新技术发明,而是那些能够改善它们已有技术的渐进性技术革新,来保护和扩展这些公司已有的投资。而且,到了这个时候,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利用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而这些成果不是传统的、自学成才的独立发明家所能掌握的。以贝尔电话公司为例,到了20世纪初改名为美国电话和电报公司。到1911年时,为了发展长途电话技术,尤其是能够连通美国东西两岸的电话技术,在工程部设立了一个非正式的“研究分部”,研究人员是从芝加哥大学招来的几个物理学博士,他们刚刚跟该校的物理学家密立根做过有关电子方面的研究。果然,这些年轻的物理学家们在独立发明家佛莱斯特(Lee de Forest)所发明的简陋三极电子管的基础上,研制完善了电子放大器,从而为公司实现了1915年两岸通话的目标。这个例子也说明从独立发明家到工业实验室的过渡是一个渐进、连续的过程,而非一个跳跃式的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以爱迪生为首的一个组织试图发挥发明家的力量来为政府提供军工方面的服务,但几乎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技术发明,因此被广泛认为是标志了独立发明家时代的结束(Hughes,2004)。新兴工程师职业得到迅速发展:1900年全美约有45 000名工程师,而到了1930年则增加了4倍,达到约180 000名(Maier et al.,2003)694

图1-5 纽约市夜景(1935年)(www.xing528.com)

摄影师未详。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网站,http://www.archives.gov/research/american-cities/images/american-cities-053a.jpg,公用领域作品,2016年1月下载。

美国19世纪末的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对美国社会最大的影响之一体现在城市化上,表现在城市数目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1870年时,只有800万人住在人口8 000人以上的城市里;到了1910年,有3 900万人住在城市里,占总人口的39%;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超过半数的人口住在城市里,这标志着美国城市化的一个转折点。城市扩张的人口主要来源是从美国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居民和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的移民,因为工业化使城市产生大量的工作机会。但城市的扩张还得益于几个关键技术:一个是19世纪90年代有轨电车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取代了马拉轨道车,大大方便了城市交通,从而促进了城市的扩张;另一个是电动地铁的发明和使用。桥梁建筑技术的改进也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因为很多大城市处于海边或河边。如果说这些技术使得城市横向扩张成为可能,那么新的建筑技术和电梯的发明及使用使得城市在纵向上也得到扩张,产生了众多的摩天大厦,尤以纽约最为著名。而电力照明则彻底改变了城市的夜生活,使得商店和娱乐场所能够延长营业时间,产生了许多百货商店,促进了消费社会的发展(Maier et al.,2003)607-615

值得指出的是,技术革命所推动的急剧城市化也给美国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而针对这些问题所产生的一系列法律和政府改革也成为美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大量的移民,尤其是从东、南欧洲和亚洲来的移民,为美国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也因种族、语言、文化和宗教等因素,受到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西、北欧裔美国白人的歧视。他们大多聚集在大城市中新形成的贫民区里,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得不到保障。华人更是因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而被公开歧视,在移民美国和其他各种问题上仅仅因为种族因素而受到限制。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而且在交通工具改进之后,城市里出现了以阶级划分的居住区域。

为应对这些技术革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涌现出了一个“进步运动”,旨在推动各级政府采取措施,改进工人的工作条件,限制大企业的影响力,限制、打破大企业的垄断,通过直接选举参议员、允许选民提案改变法律等措施来扩大民主,聘用城市政府职业经理人等来改进政府运作的效率,减少民选官员收受贿赂的弊端,并推动妇女投票权的实施。这些因工业化而引起的“进步”改革成了美国现代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些改革透露出一种对未来、对社会进步的乐观主义态度,认为工业社会所遇到的问题是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政府改革而得到解决。但这个理念其实有其内部矛盾:一方面,通过法律对大企业的限制、对选举制度的改革,帮助把政治势力的天平向经济弱者倾斜;另一方面,对效率的强调、对科学技术的推崇反而又增加了大企业和专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然而,这两个方面——政府通过改革限制大企业影响力和对效率、科技、专业的推崇——可以说是非常准确地反映了美国现代化的张力。

美国技术革命和工业化的实现也带来了美国国际关系的变化。19世纪,由于经济实力增强,并受到当时盛行于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美国一些政客和舆论制造者开始鼓吹所谓的美国“天定命运”,即美国注定要向西扩张,不仅要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通过各种手段把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和夏威夷并入美国,并且要西进到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成为一个与西欧强国相抗衡的帝国。1898年爆发的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为美国向海外进行帝国主义扩张提供了一个机会,战争的胜利让美国接管了西班牙在中美洲、太平洋和菲律宾的殖民地。美国的这种帝国主义扩张受到了菲律宾民族主义者的顽强抵制,而且在国内也受到了像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等反帝国主义者的反对。但美国工业扩张需要海外原材料和市场,当时的美国海军次长、后来的美国总统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更是宣称,菲律宾将成为美国进入中国及其巨大市场的一个垫脚石。而这场战争也促使美国军队急剧扩大以及一系列新技术,包括电话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Maier et al.,2003)668-673。也是在同一时期,美国政府与清政府达成协议,用中国向美国支付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实为美方索取过多之数),向美国派遣主要学习理工的留学生。用罗斯福总统的话来说:“我国应该以各种可行的方式来帮助中国人民得到教育,以使得地大人多的中国能逐渐地适应现代。”(Roosevelt,1907)

同样,1903年美国不惜支持巴拿马针对其宗主国哥伦比亚的叛乱,以赢得独立之后的巴拿马给予美国的优越条件,来建造巴拿马大运河,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程。在建造过程中,美国工程师和管理者不仅采用了最先进的建造技术,而且利用最新的医学知识消除了建造区疾病的威胁。运河在1913年建成,刚开始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没有多少交通,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就成为影响世界贸易的一个交通要道(Maier et al.,2003)675-678

工业革命也是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战事于1914年在欧洲爆发时,美国拒绝参战,但到了1917年还是大规模参与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德国对美国海上船队的攻击,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受全球经济利益的驱使——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大国,它不能够听任德国统治欧洲并操纵世界经济体制。而美国的参战确实对英法联盟国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奠定了美国成为战后世界强国的地位。在美国国内,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战争的需要,政府依赖大企业生产军火和其他战争必需品,很多针对这些大企业的进步主义改革措施被搁置。北部和西部的军工企业需要大量工人,吸引了很多非裔美国人从南部到北部和西部的工厂工作,被称为美国历史上的一次大迁徙,这对美国的族裔关系和后来的民权运动都有深刻的影响。另外,大量的妇女也从原来的家庭主妇或原来的低收入工作者(佣人等)转而成为军工厂的工人,为美国战争取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而促成了在战后通过的联邦宪法第19修正案中赋予女性投票权,为影响深远的20世纪20年代女性解放运动奠定了政治基础。

在美国历史上,20世纪20年代被称作美国现代时代的开始。这是因为19世纪末的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美国社会,由此带来的城市化、电气化、科学化、消费主义和女权运动发展到了20世纪20年代得到充分的体现,进而影响到文学、艺术和社会文化领域。在这个10年间,多数美国人开始住在城镇而不是乡村。汽车得到大力发展,收音机和电影得到普及,飞机开始商业运行,书籍和杂志的发行量增加,城市文化成为国家文化的主流。但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与战前相比有了一些鲜明的变化。尽管大多数美国人仍然信仰科学和技术,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很多人改变了对人类会永远进步的乐观主义态度,增加了一些相对主义的哲学和道德味道。在艺术方面,现代派的绘画和音乐艺术、建筑风格等,颠覆了经典主义对秩序的遵循,增加了不规则、随机、冷漠、几何的因素。在文学方面,则涌现了一批批判现实、批判美国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消费主义和随大流思潮的作品。

与这种从激进的角度对工业化社会进行反思相反,在美国同时出现了从保守的角度对社会变化的反制。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受到在美国仍然占主导地位的清教徒(尤其是原教旨主义者)的抵制,使得一些南方的州通过了禁止在中小学里教授进化论的法案,进而导致著名的1925年田纳西州的“猴子审判”:斯科普斯(John Thomas Scopes)是一名中学教师,他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支持下,故意违反该州通过的禁止教进化论的法令,从而使他的被审成为举世瞩目的案例。在法庭上著名律师达罗(Clarence Darrow)为斯科普斯和进化论辩护,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t)则为田纳西州法律和圣经辩护。尽管当时和后来的舆论大多认为在这场辩论中科学战胜了宗教,但事实上原教旨主义对进化论的反对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以各种形式在后来重新出现。另外,种族主义“3K党”也从南方蔓延到北方和西部,他们憎恨的对象从非裔美国人扩展到天主教徒和犹太人。作为城市化标志的女性解放运动和新型的两性关系也成为社会保守派的攻击对象。

到了20世纪20年代,由蒸汽机、铁路、电气化(电报、电话、电灯等)、汽车、航空、收音机、电影等技术革命所推动的美国工业革命对美国社会、政治和文化,对国内、国际政策,对激进派和保守派都产生了剧烈的影响,奠定了美国现代化的基础。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同时也要看到社会大众在对待科技与工业发展上并不总是扮演着被动的角色:通过民粹主义、进步主义改革,美国社会在享受技术革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一系列成果的同时,也试图通过政治改革来应对它们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弊端。这个科技革命的两面性将继续对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近现代美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注释】

[1]杰弗逊致特鲁布尔,1789年2月15日,http://www.loc.gov/exhibits/jefferson/18.html,2012年10月阅读。

[2]华盛顿致各州州长的通报信,1783年6月8日,见http://constitution.hillsdale.edu/document.doc?id=233,2012年10月阅读。

[3]华盛顿,“第一个给国会的关于国情的年度报告,”1790年1月8日,见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9431,2012年12月阅读。

[4]http://www.ala.org/programming/hamilton/alexanderhamilton,2010年10月阅读。

[5]美国农业部国家农业图书馆网站:http://www.nal.usda.gov/actestablish-department-agriculture,2012年12月查阅。

[6]这里和后面关于美国是否成立科技部的部分内容最早在本书作者的文章中有呈现(王作跃,2005)。这里有修改、扩充。

[7]见美国公共电视台(PBS)纪录片《赴美的旅程》(Journey to America)(Alexandria,V A:PBS Video,1989)。

[8]参见纪录片《爱迪生的奇迹之光》(Edison’s Miracle of Light),波士顿,WGBH,PBS video,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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