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价格对中国货币供应的影响分析

1873—1931年之间，与黄金相比，白银大大贬值。除了短暂的逆升，大部分时期白银价格呈持续下降的趋势。大体说来，银价是由供求决定的。供给量的增加和需求量的逐年减少，使白银的价格越来越低（图1.5）。

图1.5 纽约银价、中国元与美元的汇率，1880—1930年

来源：白银价格：实业部银价物价讨论委员会编：《中国银价物价问题》，页6—7；汇率：萧亮林（音，Hsiao Liang-lin）：《中国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页109—191；原始数据单位海关两已经转换为元（按1海关两兑1.558元换算）。

开采新的白银和回收成色降低或废止的白银通货，是主要的供给来源。白银的生产并非一定与需求关联，因为白银是铅、铜、黄金和其他矿物金属开采的副产品。除了新开采的白银，外国政府还在伦敦市场上出售他们废止的白银通货。1850年以前，白银和黄金一直是主要的金属货币，不过大宗交易首选黄金。在1860年代到1870年代，欧洲国家利用黄金产量增加的机会，逐渐实行金本位制。欧洲国家需求的降低和美洲白银大量开采，使白银的可供给总量增加。在1880年代，黄金产量减少，白银对黄金的比价下降。当1890年代黄金产量重新恢复时，美国结束了事实上的复本位制，并于1900年采用金本位制。^[17]

银价下降使得采用金本位的西方国家和以白银作为最重要的交易媒介的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变得不稳定。到1914年，大多数亚洲国家政府或殖民地当局——包括荷属东印度、印度、海峡殖民地、泰国、菲律宾和日本——不得不改变它们的货币体系并稳定其货币与黄金之间的比率。它们采取的措施有：废止银币，出售白银以换取黄金储备，这使白银价格进一步降低。^[18]只有中国大陆、香港和印度支那，还继续沿用银本位。

对白银的需求，大部分来自于中国和印度。印度是金本位，进口白银是为了制造卢比、银饰品和储存。印度的白银进口与农作物的收成和出口量联系在一起，但在5月份印度人的婚季，白银进口会增加。先是印度的白银需求抬高了伦敦的报价，然后再影响到其他白银市场。^[19]

毫无疑问，中国是最主要的白银购买国，中国的需求影响伦敦市场、纽约和孟买市场，但是，其他持续发生的供求变化，却不是中国能够控制的。

中国白银贸易的悖论：其原因及结果

在1890—1930年间，中国有15年的白银净出口量纪录（1890—1892，1901—1908，1914—1917）和26年的净进口纪录（1893—1900，1909—1913，1918—1930）（见图1.6）。纪录表明，除了1891—1892、1894—1895和1897几个年份，该时期的中国对外贸易是入超的。商品贸易和白银贸易同时入超是令人费解的，因为，一个国家输出黄金或白银是通常为了支付过量的进口。中国输出的黄金无论是数量还是价值都微不足道，无法解释这种贸易的不平衡现象。

图1.6 中国白银净出口额，1890—1830年

来源：萧亮林（音）：《中国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页128—129。

1930年代，密歇根大学教授雷麦（C.E.Remer）和太平洋关系研究所（the Ini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的一位助理提出：“中国如何支付它从国外的进口？……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与众不同的，的确如此，而且中西种种差异已经彰显了其重要性。但是，中国年复一年的入超而不支付黄金，却与这种差异毫不相关。”^[20]很多人持有与雷麦教授相同的疑问，比如曾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秘书马士（H.B.Morse），还有日本银行家以及中国政府的官员们与学者们。^[21]通过分析中国贸易支付平衡，雷麦认为，中国支付入超的最重要货币来源是海外华侨的汇款，其次是国外贷款以及其他杂项来源。尽管推算细节不尽相同，其他学者也都同意雷麦的观点，认为海外汇款和外国贷款在中国对外贸易中起关键作用。按照对中国国际贸易收支平衡的估算，汇款总额和贸易赤字的比率，1903年是168%，1909年是98%，1912年是39%，1913年是47%，1920—1923年是41%，1928年是105%。可能因1911年辛亥革命之故，海外汇款在1912年和1913年减少，这降低了它与贸易赤字的比率，但它在中国对外贸易的支付平衡中的作用依然明显。(www.xing528.com)

即便没有海外华人和外国政府直接向中国输送白银，平价和汇率的规则仍然会主宰中国白银贸易。伦敦或者纽约白银价格与上海市场汇率之间的差价，决定了中国是进口还是出口白银。这些无形贸易项目，比如海外汇款和海外贷款，是如何影响平价和汇率的？简单来说，大量出口、海外华侨汇款或国外投资，都刺激了上海外汇市场的中国货币兑换外国货币的需求，并要将其在上海的外汇市场兑换为外国货币，中国货币对外国货币的汇率也随之上升。一旦汇率超过白银输入点，向中国输入白银就有利可图。

也有人曾指出，当汇率低的时候，海外汇款和外国投资就会增加。当银价下降，中国货币的报价也随之下降。在华外商为了避免资产损失，就会推迟收回红利。^[22]侨民们会往中国汇更多的钱，因为白银汇率低使汇款更有有吸引力。他们会把储蓄转成白银通货，在中国投资，在家乡置地或建造房屋。或者，侨民在中国的亲属需要更多的汇款，因为汇率降低意味着物价升高。当白银汇率低的时候，上述需求更容易满足。^[23]

就中国采用的是银本位制而言，其货币价格随国际银价变化而变化。但是，上海外汇市场的汇率变动滞后于国外市场的银价跌落。在1880—1930年间，纽约白银价格高于美元在上海外汇市场的汇率，除了日俄战争（1904—1905）和一战（1914—1918）期间。在1880—1931年的51年间，有23年（1883、1886—1889、1892—1895、1899、1908、1910—1911、1913、1915、1917—1919、1922—1923、1926—1928）汇率高于输入点。这种差价使更多白银流入中国。

白银流动与中国货币供应

大部分进口银条用作货币。^[24]进口的银条不是被运往炉房熔成上海银锭，就是被运到几个地方铸币厂铸成银币。白银进口的增长增加了货币的供应量。

一战期间白银从中国流出，1920年代白银向中国流入，这种反差说明了白银流动对中国货币供应的影响。一战期间，由于墨西哥白银供应的减少和欧洲国家的出口限制，1915年国际白银价格开始上涨，一直持续到1920年。^[25]世界市场白银价格的上升，使中国出口白银变得有利，相当数量的白银从中国运出，从而引起白银短缺。银行提供的溢价和利率比平常高很多。当1918年大战结束时，形势倒转过来，中国自1913年首次出现了白银净进口。尽管这样，中国还是不能得到它所需要的全部白银，因为美国和英国限制白银贸易。1918年夏到1920年春的大部分时期，在中国出售白银都是有溢价的。^[26]

1920年，大英帝国解除了对白银出口的限制，国际银价回落。整个1920年，白银如潮水般涌向中国。因为，即使加上利息和运费，在中国以外币折算的银价多半比在纽约和伦敦为高，于是，银行和商人们在纽约和伦敦买入白银，然而再在上海出售，换成美元和英镑。中国把这些白银铸成银锭或银币。^[27]

白银在这期间的供应增加引起轻微但平稳的通货膨胀。1913—1931年间，白银批发价格在上海上涨了62.7%，华北上涨了82.4%，在广州上涨了74.2%。^[28]一战期间，物价跌落，但战争一结束，物价又开始上升。上海的年平均通货膨胀率是3.0%，华北是3.4%，广州是3.2%。学者王玉茹把收集到的原始价格数据应用到天津、上海和广州的批发价格指数上，估算出1913—1914年的城市批发价格指数；她的估算表明，从1913—1931年，生产品和消费品的价格逐渐上涨（见图1.7）。^[29]

有许多因素影响物价，但是白银供给的增加是其主要原因。^[30]白银增加不仅提高了物价，而且还给银行信贷成倍扩张提供了基础。尽管人们逐渐接收纸币，但他们信任的是银币。纸币必须以硬通货为支撑，否则就无法流通。^[31]在农村地区购买农产品仍需付银元。再者，物价上涨间接导致信贷抵押品的扩大，在这个意义上说，增加了通胀压力。

图1.7 城市批发价格指数，1913—1931年

来源：王玉茹：“近代中国の都市における卸売物価変動と経済成長”，表3，见《鹿児島国際大学地域総合研究》，第31卷第2号（2004年3月），页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