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批判

凯恩斯否定了萨伊定律的论点，认为通过利息率的调节可以使投资与储蓄在任何生产水平下都相等，只是非常偶然的现象。在现实中，常常表现为S≠I。其主要理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储蓄和投资是由不同的人进行的，而且他们之所以进行储蓄和投资又是由于各不相同的动机。

从储蓄来看，不论个人储蓄的动机是什么，关键问题是——这些储蓄(包括企业未分配利润所代表的储蓄)能否转化为投资，这取决于资本家是否愿意利用他们所能搞到的资本，买进扩大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

就投资来看，资本家是否扩大其厂房设备和增雇工人，固然受到利率高低的影响，但决定性因素是他预计从投资所能赚得的利润率是否会超过现行利息率。这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方面，即使利息率很低，人们的收入也有一部分被储蓄起来;另一方面，由于预计的利润率很低，资本家也不会进行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扩大生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也会出现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所造成的失业。因此，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原理。

【资料7-1】

经济学家凯恩斯(www.xing528.com)

凯恩斯(Keynes，John Maynard 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因开创了所谓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而称著于世。1883年6月5日生于英格兰的剑桥，14岁以奖学金入伊顿公学(Eton College)主修数学，曾获托姆林奖金(Tomline Prize)。毕业后，以数学及古典文学奖学金入学剑桥大学国王学院。1905年毕业，获剑桥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又滞留剑桥一年，从师马歇尔和庇古攻读经济学，以准备英国文官考试。1906年以第二名成绩通过文官考试，入选印度事务部。任职期间，为其第一部经济著作《印度通货与金融》(Indian Currency and Finance，1931)做了大量研究准备工作。1908年辞去印度事务部职务，回剑桥任经济学讲师至1915年。其间，1909年以一篇概率论论文入选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士，另以一篇关于指数的论文获亚当·斯密奖。概率论论文后稍经补充，于1921年以《概率论》(A Treatise on Probability)为书名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即应征入英国财政部，主管外汇管制、美国贷款等对外财务工作。1919年初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同年6月，因对赔偿委员会有关德国战败赔偿及其疆界方面的建议愤然不平，辞去和会代表职务，复归剑桥大学任教。不久表明其对德国赔偿问题所持看法的《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1919)一书出版，引起欧洲、英国及美国各界人士的大争论，使其一时成为欧洲经济复兴问题的核心人物。在任教同时，不仅撰写了大量有影响的论文，还兼任经济学院总务长。1921—1938年任“全国互助人寿保险公司”(National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董事长期间，其对股东的年度报告一直为金融界人士必读而且是抢先收听的新闻。1940年出任财政部顾问，参与战时各项财政金融问题的决策，并在他倡议下，英国政府开始编制国民收入统计，使国家经济政策拟订有了必要的工具。1944年7月率英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并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英国理事，在1946年3月召开的这两个组织的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世界银行第一任总裁。返回英国不久，因心脏病突发于1946年4月21日在索塞克斯(Sussex)家中逝世。因其深厚学术造诣，曾长期担任《经济学杂志》主编和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1929年被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1942年晋封为勋爵，1946年剑桥大学授予其科学博士学位。

凯恩斯原是一个自由贸易论者，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仍信奉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保护主义对于国内的经济繁荣与就业增长一无可取。甚至1929年同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就德国赔款问题论战时，还坚持国际收支差额会通过国内外物价水平的变动，自动恢复平衡。1936年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简称《通论》)出版时，凯恩斯一反过去的立场，转而强调贸易差额对国民收入的影响，相信保护政策如能带来贸易顺差，必将有利于提高投资水平和扩大就业，最终促进经济繁荣。

凯恩斯认为，传统贸易理论以各项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已经充分就业为前提，宣扬按照比较成本原理进行贸易，既有充分就业，又享分工之利。但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一前提，而却经常存在大量非自愿失业，如果一国按照传统理论自由贸易，虽可从事有比较优势部门的专业化生产，取得某些分工之利，但放弃或缩小比较优势不大或无比较优势部门，则必然使失业更趋严重。故凯恩斯不断抗议传统贸易理论不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他还批评传统理论只注重分工的利益和强调对外收支均衡的自动调节过程，而完全忽略贸易差额对国民收入就业的影响。他认为就一国而言，后者较前者更重要，因为顺差能增加收入，使资金流入，利率降低，投资提高，就业扩大;反之，“若为逆差，则可能很快就会产生顽固的经济衰退”。由此，凯恩斯赞成贸易顺差，并重新推崇起重商主义。不过在肯定重商主义某些观点的同时，他也承认“实行重商主义所能取得的好处，只限于一国，不会泽及全世界”。

在《通论》中，凯恩斯由投资乘数原理出发，对贸易差额与国民经济盛衰的关系做了进一步阐述。他认为投资的乘数作用表现为，一个部门的新增投资，不仅会使该部门的收入增加，而且会通过连锁反应，引起其他有关部门的收入增加，致使国民收入总量的增长若干倍于最初那笔投资。而一国的总投资既包括国内投资(它决定于国内的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也包括国外投资(它决定于贸易顺差额)，“增加顺差，乃是政府可以增加国外投资之唯一直接办法;同时若贸易为顺差，则贵金属内流，故又是政府可以减低国内利率、增加国内投资动机之唯一间接办法”。除此之外，凯恩斯还强调贸易顺差本身对国民经济的作用亦犹如投资。认为出口是对本国产品的需求，如同投资，是一种“注入”(Injection)，能使国民收入增长;而进口则是对舶来品消费的增加，如同储蓄，是一种“泄漏”(Leakage)，会减弱投资乘数的作用，使国民收入减少。因此，凯恩斯极力鼓吹贸易顺差，并提出应尽力扩大出口，同时借助保护关税和鼓励“购买英国货物”以限制进口的政策主张。上述凯恩斯关于乘数理论及贸易顺差的分析，后经英国学者哈罗德和美国学者马赫洛普等人的论证而发展为对外贸易乘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