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5月2日上午，时任区委书记、乡党委书记到纱厂来找我谈话，鼓励我当“红色资本家”，要我在全区带头改制，当时我一口回绝。我对他们说：“企业改制了，责任风险全在我一个人身上；管理严了，干部工人会认为我为了发财，把他们抓死了；管理松了，企业肯定搞不下去；再说企业改制了，赚了钱我用不了、亏了本我赔不了、搞不好我走不了、做到70岁我也不好退下来休息；请你们放心，企业不改制我也会像改制的企业那样管理。”之后历时两年多，区、乡领导又做了我无数次工作。2000年6月30日，时任闸西乡乡长拿了他已签好字、盖了原闸西乡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公章的我司《财产出售合同》，要求我签字。他说，区委要求我们今天一定要做好你的工作，今天你一定要在《财产出售合同》上签字。就这样，我在承担棉织十一厂所有负债后，用贷款向乡政府买下企业所有净资产。
企业改制后，我承担了企业所有负债，并每月向乡政府上缴土地、变压器、自来水设施租赁费6万元。我负责安排好在职工人，主动承担了没有好参加社保的300多名退休工人每月生活补助费、困难补助和医药费报销，每年春节前给他们每人发放350元慰问金。我没有按照原闸西乡党委1998年14号文件执行，没有与他们实行有一年工龄补贴59.5元的工龄买断、与企业彻底脱钩的办法。(www.xing528.com)
因为《财产出售合同》中所涉土地及供水、电设施的使用之权利、义务不明确，加之有些事情根本没有约定，企业承受的额外负担比较重，所以在2012年5月24日，政府又与我签订了企业改制的《补充协议书》，这才完善了企业改制合同。如果是你信中说的那种情况，纱厂改制这么多年，上级职能部门不会来查吗？如果纱厂改制有问题，我陈志凌还会有今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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