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改造的历史与现实困境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前提，是资本能够在市场上买到劳动力。而劳动力可以为劳动者自由支配，是以劳动者获得自由为前提的。马克思指出，只有当农民获得自由支配属于自己所有的劳动力和劳动条件，“他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形式”。丰裕的劳动力，来源于广大获得自由的农民。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农民转变为工人，是因为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事实上，中国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首先是因为解放了农民。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中国农民从过去被捆绑在土地上，变为在市场经济中自由择业的劳动者，能够自主支配自身的劳动力，自主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1）先进国家的农民改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机器大工业逐步把千百万农民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力量。资本主义工业化造成的社会化的先进生产力，要求以大农业取代农业小生产，“在这个时代里，不单是科学的农业，而且还有那些新发明的农业机械，日益使小规模的经营变成一种过时的、不再有生命力的经营方式。正同机械的纺织业排斥了手纺车与手织机一样，这种新式的农业生产方法，一定会无法挽救地摧毁小土地经济，而代之以大土地所有制——只要他们有这样做的必要时间。”资本主义工业发展通过对农民的排挤，使千百万农民经过破产和阶级分化的过程，来实现对农业小生产的改造，使其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机器大工业以现代技术设备装备农业，使农业成为社会化大生产，根本变革了农业中的旧的生产方式。中国现阶段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实践，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理论的影子。

（2）落后国家的农民改造。恩格斯认为，在小农经济广泛存在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无产阶级政党的农村政策的第一个基本原则是不能支持资本主义经济，不能促进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不能帮助资本主义经济去剥削压榨小农；也不能支持小农去保护个体经济，不能许诺小农永久保存个人私有土地；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处理小农与资本家之间关系上，又应“坚决站在小农方面”，“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决心的话，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由此，他又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农村政策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就是在无产阶级政党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绝不要用暴力去剥夺小农，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以合作社的大生产取代农民的小生产，并且要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去实现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实质上在实践中，无论是当时的苏联还是中国，在倡导合作社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有强迫的成分。(www.xing528.com)

（3）中农和大农的改造。关于中农和大农的改造问题，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既不能阻止他们的经济衰落，更不能许诺他们长期保持雇用工人经营，而应建议他们组织成合作社，以逐渐消除雇佣劳动，使他们逐步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对于大土地占有制，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把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收归社会后，在社会监督下，交给原来耕种这些土地的农业工人组成的合作社使用。

（4）农民工。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揭示了在工业化革命的进程中，城市化进程也同步进行，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镇，这类似于我们今天所称的农民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引用了大量篇幅来描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经济社会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工业革命带来了工业的大发展，重工业、制造业以及而后发展的服务业，大量应用而生的厂矿企业，吸引大批的农业人口进城打工，农民与土地分离后摇身变为自由劳动者。但是，自由劳动者人身虽然获得了自由，却陷入了贫困的囹圄。由于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工作日上表现为尽量延长工作时间与加大工作强度；为了降低产品成本，大量雇用童工、女工，减少对劳动者工作环境与居住条件的改善费用；对劳动者的健康、教育与社会保障的漠视；与此伴生的，是对劳动者工薪的克扣；资本利用黑社会对劳动者的控制等等。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这方面，《资本论》给我们很多启示：劳动者团结起来，组织自己的工会，与资本进行平等博弈；建立企业调查员制度，独立监督企业违法违规运营行为；完善法律法规，为保障劳动者利益提供法律依据等等。就中国而言，农民工现已成为劳动者的主力军。农民工问题就是劳动者的问题，农民工维权就是劳动者维权。作为政府，要通过经济政策维护农民工的权益，通过制定、建立有效的制度和机制，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全方位保障农民工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