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北方谈话的推动影响

这一时期注重通过改变旧的管理体制和借鉴国外先进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的认识在当时的众多领导人之间形成惊人的一致。

1977年7月23日，在正式恢复工作后不久，邓小平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你们可以花钱把外国技术资料买下来，只有这样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37]1977年9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强调，“一切先进成果都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就是资产阶级也懂得这个起码的常识，世界上先进的东西它都引进。你们日本就是这样。自力更生，要先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资源，但决不能排除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成果。”^[38]

1978年6月下旬，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在听取了谷牧访问欧洲五国的汇报后表示，是下决心采取措施的时候了。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汇报会，他把余秋里、谷牧、康世恩等找去谈话，阐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的紧迫性及重要性。

1978年是邓小平出访最多的一年。年初访问缅甸和尼泊尔，9月访问朝鲜，10月下旬访问日本，11月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次年年初出访美国。邓小平如此频繁出访，除了外交需要外，很重要的意图，就是要亲眼看一看世界现代化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寻找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他自己的亲见，加上其他考察团提供的信息，强化了他的紧迫意识。他在1978年9月访问朝鲜时同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39]在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他又视察了东北三省以及唐山和天津等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学界把它称为“北方谈话”。谈话内容十分丰富，仅在东北的谈话，就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着眼于发展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他在东北视察时强调:“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40]。“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41]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长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起门来不行”，要“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42]两天后，他在鞍山再次重申，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在当时如何尽快恢复“面临崩溃的边缘”的经济，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这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是一个政治问题。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辽宁省委常委汇报时的一段谈话说得很透彻:“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所以，一定要加速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43](www.xing528.com)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却大批“唯生产力论”，弱化经济基础，大谈上层建筑，这使得一段时期以内我国的生产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面对理论上的错误和现实中落后的这种状况，他强调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1978年9月17日，邓小平在视察辽宁时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44]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注重生产力的发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是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

在分配制度方面，邓小平强调要打破平均主义，实行按劳分配政策，建立考核制度，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带动科技和管理的进步。“文化大革命”时期曲解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资产阶级权利”，制定了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的“理论”。由此，长期以来分配领域中的平均主义现象严重。针对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平均主义的弊端，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视察吉林时指出:“我们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再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害死人。”^[45]9月20日，邓小平在视察天津时同样谈到这个问题，他强调要发挥物质刺激的调剂作用，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改善人浮于事和官僚主义发展的局面。

此外，在管理体制方面，邓小平强调要打破既有的僵化的管理方式，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体制，实行考核制。在教育体制、科研体制等方面也初步提出了一些理论思考。邓小平的以上思想不仅推动了经济政策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交流和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