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外贸繁荣期：国内统一，经济发展，外商云集

唐开国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国内统一，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强盛，是中国古代史上最辉煌灿烂时期。外国使者频繁来朝贡兼从事商业活动，中外商人往来贸易也极多，因而外贸空前发展。

唐代与外国通商，并不像隋炀帝那样摆阔气，劳民伤财以求得外国宝物以供己享用，而是从本国利害和需要出发，使立利国利民。境外贸易，因情况而异，对于西北边境外的诸邻国，哪些商品禁止出口，哪些商品应交换什么，都有明确规定。如《唐律疏·关市令》说：“锦、菱、罗、绢、绵布、牦牛尾、真珠、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禁止铁出口，是为防止西北边境邻国用来制造兵器侵扰边境，但对于与中国距离远的国家则不禁止。布帛则限定用来换取马匹等，珍珠、金、银、牦牛尾因国内稀少，不使其外流。

为了更好地开展对外贸易，政府在边境设互市监，负责对外贸易工作。在当时主要港口广州置市舶司，管理外贸和税收。外商运来珍贵商货，政府征税后，收买转卖，其利甚厚，“所得与两税相埒”（《旧唐书·王锷传》）。

唐政府鼓励外商来华贸易。太和八年（公元834年），唐文宗谕：外国船运来货物，“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还下令保护外商在华的正当利益，“免令受屈”（《册府元龟》）。又为外商活动提供许多便利条件，如允许买地建房屋、寺庙和开店铺经营买卖等。因而外商都乐于来华经营，汉代“丝绸之路”在唐代更扩展了，在国都长安外商很多，计有阿拉伯、大秦、波斯、天竺、拔汗那、康、曹、米、石、安等40个国家的商人。“胡客留长安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久不欲归。”（《资治通鉴·唐纪》）在国际商港广州，李勉任广州刺史时，有一年，胡商舶“至者四十余（艘）”（《旧唐书·李勉传》），可见，外商来华经商者之多。泉州、扬州也是当时胡商云集的国际港口。(https://www.xing528.com)

中国商人到国外经商的也多，他们乘的都是中国自制的巨船。当时中国造船技术水平居于世界前列，贞元初李皋发明挟二轮、蹈之鼓水急进的战船，为现代式轮船的前身。由于海外交通需要，自八世纪（中宗时）以后，建造大而且坚的巨船，大者长20丈，载700人，体积和抗风能力都超过外国船。中国船西运商货种类多、数量大，据《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中国船过故临（在印度南）纳过境税，高于其他各国船交纳的2.5倍到5倍多，可见当时中国船载去的丝绸、陶瓷等货的数量之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巨船能航行无阻，因而活跃航行于广州经南洋到印度、波斯的航线上。阿拉伯东来的货物，都装在中国船上，当时中国船称雄海上。

中国与其它国贸易往来络绎不绝。中国物产经海陆两路西去，计有丝绸、精铁、陶瓷、茶叶、布品、肉桂、生姜、刀剑、铜器等土特产品及杂货；外国输入的以马匹、毛皮、香料、药材、禽兽、木棉、布匹和其它奢侈品为主。

唐代经济繁荣发展，与外贸发挥火车头的带动作用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