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商勾结逐渐升级

商官勾结暴利无代无之，但秦汉到隋时，商官勾结还是暗中而非公开，因在这期间大都是禁止官僚经商的，但商人向官僚行贿，得到官僚庇护则暴利更多。

汉初因以“无为而治”，生产发展，商业繁华，因商可图利，至汉文帝时其高祖刘邦“重本抑末”法令已成一纸空文，民“皆背本趋末”，商人以财富贿赂王侯，商人势日盛，因此晁错上书指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巨商势力超过一般官吏，显然是因贿赂而得交结王侯，凭着王侯势力之故。成帝时，高利贷商就与官僚勾结一起以开展借贷业务，如大富商罗裒“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贮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因他贿赂王侯使之成为他的靠山，依仗着王侯的势力，借款者不敢不还，因而一年间获利倍增。

东晋至隋，商官勾结暴利更甚。东晋王彪之的整顿商市令曾谈到商官勾结仗势横行图利的不法活动，他们在山阴肆意占地开店，走私漏税，凌欺军民。其他大城市也有相类的情况。隋时佞臣刘日方，因为杨坚代周立功得任大将军、封黄国公，为朝野注目，富商大贾知刘日方“溺于财利”，便投其好，前来有求的络绎不绝于门（《隋书·刘日方传》）。当然前来的富商大贾不会白送财货，贪财的刘日方必让他们如愿而归。

唐制，官僚不许兼营商业；因工商是贱业，商人也不许入仕。随着宦官势力兴盛，商人入仕禁例逐渐消失；在开元初官僚已兼营商业，官商相混合流，刻剥民众更多。(www.xing528.com)

武则天时，富商巨贾已深入到朝庭与权贵勾结。如富商倪氏以债务为名谋夺国库财产，便向得到则天最宠信的酷吏来俊臣行贿，来俊臣受其财物后，公然把义仓数千石米判给倪氏（见《旧唐书·薛讷传》）。巨商经常与权贵往来，因而势倾中外。则天赐宴，弄臣张易之兄弟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于前搏戏（《旧唐书·韦安石传》）。商人而能参加皇帝宴会，商人与朝贵勾结之深可以想见。贵戚还与商人一起经商以获暴利，如唐肃宗女政和公主恃其贵族权势经营商业，短期内获利逾千万，成为巨富。可见，商业与官势相依附获利多又快。唐代宗时，神策军大将军想升官，就出加倍利息向商人借贷以贿赂中尉，得任节度使。他们到方镇后尽量搜括，偿还本息，获利仍多，便将之经营商业。当时大商业多是方镇首长经营的。

到宋代，商品经济更发达，商官合流刻剥更利害，彼此互相依靠，从事非法商业活动，互通经济情报，以至走私漏税，因而国家税收减少，比前十不及四五。《宋会要辑稿·食货》（卷十八）指出：“推其原由，皆士大夫之贪赎者为之。巨艘西下，舳舻相衔，问之则无非士大夫之舟也。或自地所揽载，至夔门易舟，某月某日有其人出蜀。商旅探问，争为奔趋，为士大夫者，从而要索重价，一舟所获几数千缗。经由场务，也为覆护免税。怀刺纳谒，恳嘱干扰。往时不过蜀人之赴举者为之，既而蜀士之游官江湖、召赴中都者，或未免循习。其后东南士大夫之仕于蜀者，归途亦多效之，而把麾持节者抑又甚焉。”宋朝官吏经商可免税，因而出蜀的官僚住往租舟运货，兼代客运并索高价，“一舟所获几数千缗”之多，而商人的货物有官僚代为包庇而免税。所以，尽管不断有巨艘从蜀西下，长江货运频繁，但获利的是商人和官僚，国家税收则减少，而且使官吏队伍因经商而日趋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