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分析：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对碳生产率的影响

由于城镇化率、工业化率都可能成为工业碳生产率持续走低的原因，因此本研究将变量“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分别作为门槛回归过程中的门槛变量。得到的门槛变量检验结果显示，对于模型（4.4）以“工业化率”作为门槛变量的LM 值为15.6209，Bootstrap P 值为0.0000，以“城镇化率”作为门槛变量的LM 值为13.0141，Bootstrap P 值为0.0000。门槛回归结果表明，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都可能成为模型（4.4）的门槛变量。本研究分别以“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作为门槛分组指标，对城镇化率、工业化率对碳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分析。

1.“工业化率”作为门槛变量的实证检验

图4-3 表示以“工业化率”作为门槛变量时，作为门槛值函数的似然比LR（Gamma）序列趋势图。估计得到的门槛值为＝38.70，在95 %的置信水平上，其置信区间为[38.5999985，40.4000015]。以38.70%作为分组标准，将总体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子样本。应用模型（4.4）分别对两组样本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4.1。门槛回归结果显示，两组样本的模型系数估计值也存在差异较大。总体而言，在不同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工业化率对工业碳生产率的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而城镇化率对工业碳生产率则始终起到了抑制作用。

图4-3　似然比LR（Gamma）序列趋势图

表4.1　门槛回归结果一：门槛变量RI

注：“**”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 检验；“***”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 检验；obs 表示样本内个体数目。

组1 的特征是工业化率相对较低，工业碳生产率对工业化率的弹性系数＝3.15 ＞1，表明在工业化率较低阶段，工业碳生产率与工业化率之间呈同方向变化，且工业碳生产率对工业化率的变化高度敏感；工业碳生产率对城镇化率的弹性系数＝－2.29 ＜0，表明在工业化水平较低阶段，工业碳生产率与城镇化率之间呈反方向变动，且工业碳生产率对城镇化率的变化也非常敏感。在此阶段我国的工业体量相对较小，工业部门的生产行为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因此工业产出对工业化水平变化的反应比较敏感，工业化水平的微小变化会导致工业产出水平的极大提高，进而导致工业碳生产率水平的极大提高。

组2 的特征是工业化率相对较高，工业碳生产率对工业化率的弹性系数＝－ 4.94 ＜0，表明在工业化率较高阶段，工业碳生产率与工业化率之间呈反方向变化，且工业碳生产率对工业化率的变化高度敏感；工业碳生产率对城镇化率的弹性系数＝－3.50 ＜0，表明在工业化水平较高阶段，工业碳生产率与城镇化率之间仍然呈反方向变动，且工业碳生产率对城镇化率的变化也高度敏感。这说明随着我国工业体量的增大，工业部门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可能消失，因此工业化对工业产出水平的影响逐渐由正变负。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的演进，高碳排放的工业部门占比也会逐渐提高。在这两方面的影响下，在工业化的较高发展阶段，工业化对工业碳生产率的提升起到了抑制作用。(https://www.xing528.com)

2.“城镇化率”作为门槛变量的实证检验

图4-4 显示以“城镇化率”作为门槛变量时，作为门槛值函数的似然比LR（Gamma）序列趋势图。估计得到的门槛值为39.09，在95 %的置信水平上，其置信区间为[29.0400009，39.0897827]。以39.09%作为分组标准，将总体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子样本。

图4-4　似然比LR（Gamma）序列趋势图（门槛变量“城镇化率”）

应用模型（4.4）分别对两组样本进行估计，估计方法采用怀特异方差调整（White-correction for heteroscedasticity）后的最小二乘估计，估计结果显示（见表4.2），利用门槛回归所得到的联合R2要高于采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的R2；门槛回归结果所表现出的两组样本间的差异主要体现为模型系数的估计值差异较大。

表4.2　门槛回归结果二：门槛变量UR

注：“**”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 检验；“***”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 检验；obs 表示样本内个体数目。

组1 的特征是城镇化率较低，在这个阶段，工业碳生产率对工业化率的弹性系数＝1.51 ＞1，表明工业碳生产率在城镇化水平较低的阶段与工业化率呈同方向变动，且对工业化率变动的反应较为敏感；工业碳生产率对城镇化率的弹性系数＝－0.08 ＜0，表明在城镇化水平较低阶段，工业碳生产率与城镇化率呈反向变动，但其对城镇化率变动的反应不敏感。这说明，在城镇化发展的较低水平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相对较小，钢铁、水泥等高耗能、高碳排放行业产值在工业部门总产值中所占比例较低，工业化过程中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快于二氧化碳排放的速度，因此在此阶段，工业的发展显著促进了碳生产率的提高。

组2 的特征是城镇化率较高，在此阶段，工业碳生产率对工业化率的弹性系数＝－0.57 ＜0，表明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阶段，工业碳生产率与工业化率呈反向变动；工业碳生产率对城镇化率的弹性系数＝－ 1.64 ＜－ 1 ＜0，表明在城镇化水平较高阶段，工业碳生产率与城镇化率仍然呈反向变动关系，不同于城镇化水平较低阶段的是此阶段工业碳生产率对城镇化率变动的反应较为敏感。在此阶段，工业化、城镇化都抑制了工业碳生产率的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在城镇化水平较高阶段，由于我国大规模城市建设的需要，钢铁、水泥等传统高碳排放产品的引致需求增加，高碳排放部门的产值在工业部门总产值中所占比例得到了大幅提升，工业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由于这些高碳排放行业所占比例的增加而相应增加，使得工业部门产值增长的速度低于碳排放的速度，从而造成了工业化对工业碳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的结果。简言之，在城镇化水平较高阶段，工业部门中高碳排放部门产值占比的提高造成了工业化率与工业碳生产率之间的负向变动关系，而城镇化是高碳排放部门产值占比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因此，在此阶段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均对工业碳生产率起到了抑制作用。也就是说，城镇化的高水平发展显著抑制了工业碳生产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