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的精彩航海故事

理查德·杜·穆林

理查德·杜·穆林

理查德·杜·穆林在大学时期就加入了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并在毕业后服役了三年。之后他进入商学院并在夏天在摩尔麦考马克公司开始了第一份商业环境中的工作。1974年到1989年，他在奥格登航运公司工作，该公司就是后来的奥美公司。1989年，他创立了无畏航运公司（Intrepid Shipping），用于收购油轮。公司的第一笔交易是杠杆收购海上运输轮船公司（MTL）。1994年，他被选为国际独立油轮船东协会的副主席，与当时的主席迈尔斯·库卢昆迪斯共事。1996年，他正式成为协会主席，公开提倡注重安全和保护全球环境，一心倡导提高行业标准。无畏航运公司持续经营MTL公司，直至该公司在1998年与奥美公司（OMI）合并，并被拆分成悬挂美国船旗的相关业务与国际航线业务。无畏航运公司将悬挂美国船旗的相关业务保留在MTL公司，并在美国纳斯达克完成上市，直至2001年公司被克劳利航运公司收购。后来，杜·穆林与搭档马克·菲拉诺夫斯基以私营航运合作的方式重新创立了无畏航运公司，并一直经营至今。

杜·穆林在过去六年中一直担任海员教会学院理事长，目前已经成为该学院理事会成员。他同时也是美国航海协会海上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他被授予了美国海岸警卫队杰出服务奖章、康涅狄格州海事协会的海运统帅奖，以及行业工会的“海洋将军上将”称号。另外，他还是一名狂热的水手，曾参加过24场纽波特百慕大比赛、4场美洲杯比赛和5场跨大西洋比赛。

我的父亲有果断的手腕和一贯积极乐观的心态。他让下一代感受到了责任感、驾驶技术和尊重他人的重要性。

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夺走了全世界5000万至1亿人的生命。在那可怕的15个月里，理查德·杜·穆林的祖父西奥多·杜·穆林（华尔街律师）和曾祖父查尔斯·伊萨尔在同一周内相继去世，只留下理查德的祖母阿黛尔独自抚养三个孩子朱莉娅、爱德华（理查德的父亲）和查尔斯。阿黛尔的远房表亲萨姆·劳特巴赫是帆船和滑雪的先驱，他搬过来帮助阿黛尔并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正是在那段时间，杜·穆林家族萌生了对航海的热情。

杜·穆林一家的孩子们在帆船上长大。他们第一次出海是在劳特巴赫的45英尺高的小帆船“托拉号”（Thora）上航行。除了在禁酒时期乘坐装满烈酒的船从布洛克岛航行到纽约，这三人还很享受观看美洲杯帆船赛，他们完全不知道爱德华和他的儿子理查德会在半个世纪后成为这项赛事的参赛者。

从法洛克卫高中毕业后，由于经济拮据无法上大学继续深造，爱德华（理查德父亲）开始为华尔街的巴琪公司工作，每周五美元。随后在1941年，26岁的他加入了海岸警卫预备队。爱德华凭借驾驶帆船的经验成为“贝婷号”（Bettine），一艘47英尺机帆船的水手长的副手。他们的任务是在大西洋沿岸寻找德国U型潜水艇。在1941年至1942年的寒冬期间，因这艘圆舭船在海上的航行表现，船员们将这艘船形容为“起伏的贝婷号”。晕船成为在“贝婷号”上的生活常态。1942年后，爱德华进入海岸警卫队学院，接受军官培训。

恩赛因·杜·穆林（Ensign du Moulin）成为一艘新型83英尺巡逻艇的指挥官。这艘船的主要用途是保护沿海油轮，攻击U型潜水艇，迫使它们潜入水中以便油轮可以脱困。被提升为中尉之后，爱德华被派到327英尺长的“英厄姆号”舰艇上，在北大西洋航行。战争结束后，他重新回到华尔街的巴琪公司工作。

1942年，爱德华与埃莉诺·刘易斯结婚，并在二战后迎来了他们的两个孩子，理查德和凯茜。跟随劳特巴赫的脚步，爱德华与他的孩子们分享了他对航海的热爱。2岁时，理查德开始与他的父亲以及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同在北大西洋共事的伙伴们一起航行。“在我最早的记忆中，就有护卫船队、航海、海岸警卫队和海军的故事，”杜·穆林回忆说，“我喜欢这段历史。可以说航运可能本不属于我这个家庭，但这并不妨碍我的父亲向我灌输他对航海和海洋史的热爱。他在二战期间的船员中只有一个人还活着：汤姆·奥沙利文，1941年，年仅16岁的他谎报年龄并成为一名海军艺术家。我每年仍会和汤姆一起吃几次饭。”

理查德·杜·穆林于1964年就读达特茅斯学院，并加入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这对他父亲而言是梦想成真了。“达特茅斯是我父亲在大萧条期间梦寐以求的大学殿堂，但那时他无力支付学费。”他说道，“我加入预备役军官训练营，想一边服军役，一边在一所优秀的文理学院学习。几乎我想要的东西都有了。”

在达特茅斯的那些年里，杜·穆林本应乘坐夏季邮轮登上海军的舰艇，但他因为美洲杯和横渡大西洋的帆船赛而错过了。“海军同意我这样做，”他说道，“因此，当1969年6月从工程学院毕业时，我仍需要补修海军军校学生的巡航之旅。做海军的第一天，我到了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并去了军官俱乐部酒吧，这个地方太疯狂了。感觉就像宇航员第一次踏上月球的那一刻！”他咯咯地笑着，“那是我在海军服役的第一个夜晚。”

杜·穆林服役了三年时间。他所在的船，运输登陆舰“泰勒伯恩区域号”（the LST Terrebonne Parish）已经被闲置，因为当时这些船正从越南返航。“我在T-bone（我们对她的爱称）上度过了大约六个月的时间，然后被调配到海军学院，在那里我花了两年半的时间经营一个船厂。那个船厂保留着学院用于专业发展（导航、领导力、航海技术）的所有船只，从帆船到110英尺的训练船，甚至还有一艘潜艇。这样的管理经验是无价的。”

在那期间，杜·穆林的航海经验也得到了施展的机会。他执教过海军海洋赛艇队，同时教授过航海和导航技术。在1972年退伍后，他被任命为德库西·费尔斯委员会成员，并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在航海、驾驶技术和导航方面为该学院的管理层提供建议。

初创时期

在离开海军之后，杜·穆林在百慕大和跨大西洋的比赛中驾驶海洋帆赛艇“卡里斯玛号”（Charisma）。随后，杜·穆林安顿下来，并于1972年入读哈佛商学院。在哈佛商学院两学年制的暑假里，他在摩尔麦考马克公司（Moore McCormack Lines）为吉姆·巴克尔（Jim Barker）和保罗·特里格萨（Paul Tregurtha）工作。“我真的很幸运能遇见这些人，他们给予我机会进入航运业工作。吉姆和保罗是了不起的人，同时也是杰出的商人，”他笑着说，“他们让我对航运感到非常兴奋。毕业后他们邀请我为他们工作，但我想入职一家更国际化的公司，所以去了奥格登航运公司（Ogden Marine）。”

1974年，杜·穆林开始为奥格登航运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迈克·科里班诺夫（Mike Klebanoff）工作。那是赎罪日战争和阿拉伯石油禁运之后的一年，全世界都处于动荡之中。油轮市场陷入崩溃，美国和苏联陷入冷战。这一年6—7月召开的莫斯科峰会因水门事件和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辞职而蒙上了阴影。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杜·穆林明白地缘政治所面临的紧张局势。

“当我在美国海军服役时，我们唯一的工作就是准备摧毁苏联海军。苏联是我们的主要对手。然而，迈克·科里班诺夫并没有特别担心苏联。迈克告诉我，‘理查德，不要担心苏联。苏联是如此低效，它将会走向崩溃。应当被视为下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的是中国。’迈克在中国长大，”杜·穆林解释道，“他说，中国人是最高效、勤奋的人，一旦中国对外开放，他们将主宰世界。他能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意识到这一点真的非常有智慧！”

几年之后，伊朗革命震惊了航运界，此后不久杜·穆林的生活有了新的转变。1979年11月4日，在伊朗革命人质被捕的那一天，理查德与安·卡佩利结婚，他开玩笑地说：“我也被劫持为人质了。在接下来的四百多天里，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每天都会在晚间新闻中告诉我，我结婚多久了。”

迈克于2017年去世。他受到杜·穆林和其他许多为他工作的人的敬重，例如现任康涅狄格州航运公司高管查理·塔马拉（Charlie Tammara）、凯西·海恩斯（Kathy Haines）、罗伯特·布格比（Robert Bugbee）和克雷格·史蒂文森（Craig Stevenson）。迈克的父母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俄内战期间逃离了苏联。他们是犹太人，借助西伯利亚大铁路逃脱。迈克出生于铁路线末端的哈尔滨，并在上海的犹太社区长大。他的妻子安吉莉卡也曾与家人逃离苏联并前往中国定居。1948年，这对夫妇又离开中国并定居古巴，后又离开古巴并最终在纽约定居。

“因为成长环境的不同，迈克的背景令人惊叹，并且他有着与大多数人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他也是一位和蔼的导师，”杜·穆林充满敬意地说道，“为他工作是我一生中最棒的经历之一。他是一个没有拿破仑情结的矮个子。是的，他很自负，但完全是可控的。他给了我很大的空间去学习，当我寻求建议时，他也总会在那里。他从不会给我设限。我们公司的租船经纪人会非常用心地教我基本知识。后来我发现，迈克曾经告诉过他们，如果我犯错，他们就要负责！”

尽管杜·穆林在1989年离开公司单独发展，但他一直与迈克保持联系直到他去世。“在奥格登航运公司的时光很美好，但我真的很想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最终还是离开了公司，并和马克·菲拉诺夫斯基（Mark Filanowski）以及前雷曼兄弟的投资银行家保罗·格瑞德利（Paul Gridley）一起组建了无畏航运公司（Intrepid Shipping）。我以当年参加美洲杯时驾驶的帆船名来命名这家公司。”

描绘新蓝图

无畏航运公司的主要业务是购买油轮。杜·穆林有一些在高盛的朋友想与他们一起投资合伙基金。1990年6月8日，就在他们正要达成协议时，“米格博格号”（Mega Borg）油船在休斯敦海岸爆炸了。高盛的银行家们打电话给杜·穆林为退出一事道歉。“我们没有预料到这些，所以当听说一家名为海上运输轮船（Marine Transport Lines, MTL）的上市航运公司已经进入这个领域时，我们决定收购它，”杜·穆林说道。

MTL是美国历史上最悠久的航运公司，由康涅狄格州米斯蒂克地区的马洛里家族于1816年创立。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家族的后裔，同时也是油轮经纪公司MJLF的合伙人的查尔斯·马洛里，是杜·穆林的密友。

为了收购MTL公司，杜·穆林和他的团队从各种渠道募集资金。挪威银行和克里斯蒂安尼亚银行给予融资，加拿大贝尔兹伯格（Belzberg）家族通过次级债务提供资金，加上另有三个合伙人和朋友们提供股权融资，总计1.44亿美元，这在1989年是笔巨额资金。即便如此，无畏航运公司还是发现自己陷入与强大买家的殊死搏斗中。另外三位竞标者分别是已退休的财政部部长查尔斯·西蒙、SEACOR公司的查尔斯·法布里甘特以及由MTL时任主席带领的小组。无畏航运公司勉强在这场搏斗中幸存下来，并在1989年的最后几周，狂热的20世纪80年代杠杆收购时代的末期，完成了收购。

“我们在收购时代的末期存活了下来，”杜·穆林说道，“但我们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客户对公司的延迟出售以及巨额债务感到不满。我们在市场高点时迅速将一艘阿芙拉型原油油轮出售，并且把其中一艘首批LR2型成品油轮的50%股权，以及持有的英国短途油轮公司的50%股权全数出售给了铁行渣华集团。由此，债务减少了60%。自那个时点以后，市场开始走低。我们勉强得以幸存。”

MTL最大的业务之一是运输化学品，而其最重要的业务关系是和联合碳化物公司达成的关于在一艘名为“化学先锋”的美国旗油轮上的合作。“我必须非常重视这个合作方，”杜·穆林说道，“我前往位于康涅狄格州丹伯里的联合碳化物公司总部，拜访公司董事长罗伯特·肯尼迪。他是化工安全领域的领导者，很有远见。”

在公司前任董事长的任期中，印度爆发了博帕尔天然气惨案，造成一千多人死亡。肯尼迪从这位不幸的前任手中接管了联合碳化物公司。“在肯尼迪的领导下，公司得到好转，他推动建立了更严格的安全标准，”杜·穆林说道，“他的观点是，规模最大的公司应该在安全方面发挥带头作用，并与规模较小的公司分享他们的做法。这很有道理。任何一个公司造成的灾难都会伤害到其他公司。”

从肯尼迪那里，杜·穆林吸取了关于如何制定和实施安全与环保的行业措施的所有经验教训。1994年，他被推选为代表油轮行业的国际组织：国际独立油轮船东协会的副主席，在迈尔斯·库卢昆迪斯主席的领导下供职。库卢昆迪斯和杜·穆林，以及新的执行董事达格芬·伦德（Dagfinn Lunde）推动国际独立油轮船东协会成为一个更加积极主动的组织。杜·穆林于1996年成为该机构的主席，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一直公开提倡注重安全和保护全球环境。

在杜·穆林当选为主席时，他与肯尼迪常常共进午餐，于是两人成为了朋友。“鉴于肯尼迪在他所在行业提出的倡议，我会谈论我认为的油轮行业应采取的安全政策。我想确保每家公司都在安全运营。我不想看到有油轮触礁，导致国会通过会伤害到每个人的惩罚性法律，”杜·穆林说道，“作为国际独立油轮船东协会主席，我的目标就是提高我们的行业标准。”

但让所有成员参与进来并不容易。国际独立油轮船东协会成员中最大的抱团阵营是希腊船东和运营商。他们对新颁布的法规以及被描绘成公敌非常不满，还对行业领导地位持怀疑态度。因此，杜·穆林专程飞往希腊说服他们相信更严格的新标准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埃莱森公司的埃里克·克特西科夫（Eric Kertsikoff）是我在希腊最重要的朋友和拥护者。当他带我进入一个私人餐厅时，他说，‘你要非常小心，理查德。这些人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一的船队，他们不会喜欢你将要说的话’。但事实证明，我们的晚餐一直持续到凌晨，且结果非常不错。虽然我们争论了许多问题，但希腊船东们意识到我并非徒有其表，而是一个热爱船舶、海洋和水手的人。这些船东成为我最大的支持者，国际独立油轮船东协会的全球战略得以更进一步。有趣的是，是肯尼迪和希腊人打开了这扇门！”(www.xing528.com)

图14-1　油轮事故：所有的油轮类型和尺寸

（来源：国际独立油轮船东协会）

杜·穆林接着说道：“最终，国际独立油轮船东协会起到带头作用。而有意思的是，美国海岸警卫队、布鲁塞尔和各个港口国家都纷纷响应。我们从化工业中学到了如何改变油轮业，并且这产生了长远影响：你现在所看到的每一个统计数据都表明石油污染正在急剧减少。2018年1月，我们确实遇到了第一次例外：伊朗油轮‘桑吉号’在中国东海爆炸燃烧。伊朗人可能没有建立与世界其他地方相同的安全管理体系。但除此之外，统计数据确实证明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所做的一切卓有成效。我们成功地改变了海事领域安全和环境保护的行业风气。”

即使行业有所改善，事故依然会发生，且杜·穆林知道这个行业在应对不幸事件被曝光方面处于落后状态。杜·穆林永远不会忘记多年前一名公共关系顾问给他的建议。“他说，‘你知道，新闻报道的都是坏消息。如果你想要好消息，就去读幽默故事，’”杜穆林回忆道，“他说，‘没有人会想要了解油轮船东作为好人的一面，但是当发生灾难时，它就会成为头版。’”

根据这一建议，作为国际独立油轮船东协会主席的杜·穆林确保各个公司开始学习如何应对危机。“你当然不想经历油轮灾难，但是一旦灾难发生了，你就会出现在电视节目和新闻头版上。这是一种令人悲伤的免费宣传，但同时也是一次机会，一次让你去展现专业度、进行有效的沟通、给公众和监管机构信心的机会。你必须对该事件作出及时有效的回应。”国际独立油轮船东协会要求其成员接受危机响应的培训。杜·穆林就是这样遇见了海事行业危机应对方面的先驱吉姆·劳伦斯。吉姆和他在伦敦的合作伙伴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公关顾问被聘请为油轮船东们提供培训，以应对危机。此后几年发生的多起事故证明，这项培训被证明是国际独立油轮船东协会取得的一项巨大成功。

杜·穆林在国际独立油轮船东协会的工作为他赢得了无数奖项。美国海岸警卫队授予他最高的平民奖励，即杰出服务奖章。康涅狄格州海事协会向他颁发了他们的海运统帅奖，而工会向他颁发了“海洋海军上将”称号。

杜·穆林除了平衡他在国际独立油轮船东协会的职责，还要和他在海上运输轮船公司的团队一起扭转公司的困境。1989年停业后的快速去杠杆化成效一直令人满意，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化学品和油轮市场崩溃。“为了公司生存，五年来我们一直努力挣扎。这就是我在海军所经历的艰苦困顿及其他的一切获得回报的时候，”杜·穆林说道，“我们让团队在严峻的压力下保持团结。马克、保罗以及MTL的管理层和员工们都是真正的战士，他们从不放弃。我们与水手们碰面，了解他们的动态，因此我们的船只在每次的贸易业务中都给客户提供非常好的服务。这使我们在力求生存的同时留住了几乎所有重要客户和合约。客户，包括我们在联合碳化物公司的朋友们，都支持我们的努力。”

当市场开始回暖，杜·穆林与他以前的公司OMI进行了交易，后者随后由克雷格·史蒂文森（Craig Stevenson）和罗伯特·布格比（Robert Bugbee）经营。1998年6月，MTL和OMI合并，对美国旗航运线路和国际航运线路的业务进行分离。该交易的出发点，一方面是让史蒂文森和布格比将OMI推向海外市场，免除美国税收；另一方面，杜·穆林和他的团队得以将MTL公司的规模扩大一倍。两家公司随后都完成上市，OMI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而MTL在纳斯达克上市。这对两家公司来说都非常成功，而这两家公司也随着市场的改善而不断发展。三年后的2001年，杜·穆林和董事会将MTL卖给了汤姆·克劳利（Tom Crowley）。

2002年，菲拉诺夫斯基和杜·穆林离开了克劳利，并作为私人航运合作伙伴重新开始运营无畏航运公司。杜·穆林的大学朋友肯·琼斯，过去曾是MTL的主要股东，带来了新的投资者，而这些投资人至今仍给无畏航运公司的船只进行投资。

用耐心和同理心领导

杜·穆林的父亲，在华尔街和帆船界以能在复杂局势中妥善处理人际关系而著称。正是父亲与人们建立联系的能力让杜·穆林看到了获得支持和沟通的重要性。“父亲最优秀的品质就是能够帮助年轻人在帆船运动以及他们的生活和事业中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杜·穆林说道。

这种领袖特质给杜·穆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希望以他的父亲为榜样。“我觉得我很厉害的一项技能就是与人打交道，”他说道，“在海军服役时，我不仅需要与各种各样的人合作，还必须学习如何应对强大的官僚机构以及海军运作的体制。你会学到很多与大型组织打交道的技巧。有些是很好的经验，而有些则因为是糟糕的经历而变成让人受益的教训。最后，我从这两方面都有所收获。”

杜·穆林人生中一次重要的“受教时刻”发生在他担任海军中尉时。“我的船被搁置，而且我也没有战场上的经验，但我的手下有许多人是从越南回来的，”杜·穆林解释道，“在入伍时排名第二的海军二级军士长盖尼（Gainey），因为他经历过真实的战斗，所以教会我许多东西。他拿到过银星勋章。他的中尉被杀后，他不得不接管3艘在湄公河上遭受袭击的快艇。盖尼的性格非常安静，但是他会经常把我带到一边，向我提出一些如何与人相处的建议。他从未当着大家的面这样做过。”

这种关系让他对级别低于他但却有更多经验的人更加尊重。“我一直认为和那些在船上努力工作的人交谈是件轻松愉快的事。如果你让他们知道你需要他们的意见，便会得到一些非常有用的信息以及反馈，”杜·穆林说道，“但如果你以高人一等的口气对他们讲话并表现出不尊重，他们便不会与你交谈。你永远不会知道是否会出现问题。”

多年来，这一领导策略帮助杜·穆林及其公司避免出现严重问题。他与各级员工建立关系的本领也时不时地让他获得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从而避免不必要的“交易”。2003年、2004年，无畏航运公司的杜·穆林和菲拉诺夫斯基正打算扩大他们的散货船队。当时在中国香港华林公司（Wallem）负责管理他们散货船的船队主管：拉克斯曼·库马尔（Laxman Kumar），帮助他们逃过了一场代价高昂的灾难。“在干散货牛市前期，我们外出寻找船只。我记得我们找到了一艘即将进入干船坞的希腊船只。”杜·穆林回忆道，“船东与我们分享了他的干船坞修整计划，包括要用到50吨新钢。我打电话给拉克斯曼，告诉他我们正在考虑买那艘船。他告诉我他需要考虑一下，并会在本周晚些时候告诉我他的想法。三天后，他打电话警告我们放弃那艘船。当我询问为什么时，他说，‘我飞到了中国的造船厂，他们计划把船送入那里的干船坞，但船东在对你说谎。他们不是要运50吨钢，而是600吨！’拉克斯曼亲自飞到中国去查看船将要前往的船厂，查明事情的真相为我们——他的朋友和客户保驾护航。如果我们像对待公司的仆人一样对待这个人，我们就永远不会得到这样的回报。”

杜·穆林从未听说过此前的船舶管理人做过类似的事情。“你真的需要与人合作并了解他们，让他们知道你对他们的观点有多么重视。当建立了这种信任关系时，人们就会更加乐于与你分享。永远不要把他们当作你的下属对待。这将阻碍良好的沟通。如果想要完整的信息，必须开启这种沟通方式。这对任何管理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很多高管都害怕失去权威而错过了一些重要的意见。”这种行事风格感觉更像会发生在硅谷而不是在海事领域。

杜·穆林对航海及海事从业者的热情超越了生意的范畴。二十年来，他一直是纽约海员教会学院的董事会中。作为董事长，从2012年到2018年3月，他与海员教会学院董事会和员工一起开拓面向海员的服务内容，包括牧师服务、海员服务、海员权利和海事教育。海员教会学院工作人员提供的最悲伤、最令人难忘的一次服务是为美国旗船“灯塔号”的家属提供经济和心理上的帮助。“该船在2015年的飓风‘华金’中沉没，我们的董事会成员吉姆·劳伦斯向船东托特公司提议让我们去照顾遇害船员的家属并妥善分配已筹集到的80万美元捐款，”杜·穆林说道，“尽管我不认识船上的年轻人，但由于自身的航海经历，我对他们的经历感同身受。能够认识其中一些家属对我来说是一种荣幸。我们的牧师拜访了所有船员家属，包括身在波兰的家属。那年的2月份，我们最终根据21岁以下子女的数量将剩余的捐款分配给了所有家庭。”

基础技能胜过科学技术

几十年来，全球贸易日益深入，覆盖面更广，也更加错综复杂。因此，为了更大程度地受益于规模经济，船舶大小和速度都有所增加。船舶还配备了节省人力的辅助性技术。尽管取得了这些进步，杜·穆林仍强调这个行业需要关注基础技能，并且要以海事领域的常识性原则为主导，而非科学技术。“事实上，出海的基本要求在几个世纪以来没有太大变化。我喜欢进行历史比较，比如和18世纪布莱上尉掌舵的‘邦蒂号’上的暴动相比，”杜·穆林说道，“布莱船长和他的17名船员被留在帆船附载的大艇上——只是一艘大艇——被弗莱彻·克里斯蒂安遗弃在那里。布莱船长率领他的船员展开了历史上最长的敞舱船之旅。他们航行了3000多英里到达巴达维亚，就是现在的雅加达。而他们仅失去了一名船员，死于食人族之手。这是卓越领导力的一个有力例证。”他停顿了一下，“回想2012年，在飓风桑迪活跃期间，有一艘名为‘邦蒂二号’的船，它是‘邦蒂号’的复制品。船东和船长计划将这艘安全停泊在康涅狄格州新伦敦市的船驶往佛罗里达赴约。他们认为可以绕到飓风桑迪的背后航行。可是，他们失败了。”

现代的“邦蒂二号”是一艘经典的高桅横帆船，有3个桅杆和10000平方英尺的帆。该船长120英尺，比原型长30英尺，并且有16名船员。这艘船从新伦敦市出发，一直航行到风暴中心。船长罗宾·沃尔布里奇（Robin Walbridge）和乘客克劳丁·克里斯蒂安（Claudene Christian）双双遇难，后者自称是弗莱彻·克里斯蒂安后裔的加州选美冠军，同时也是一位职业歌手。

“海岸警卫队搜救队差点在救助剩余船员时遇难，”杜·穆林说，“这太令人吃惊了——这两艘船相隔三个世纪。布莱船长有着极好的航海技术，而‘邦蒂二号’的船东和船长，尽管拥有完备的现代技术和信息，却作了一个愚蠢的决定，与风暴正面交锋。”

杜·穆林继续说道：“最终，这实际上与航海的核心技能有关。我说的是对事态的认知、航海技术、领导能力和危机应对。这些与科技无关，”他强调道，“事实上，科技——如果被错误地应用或忽略了基本技能——不会帮你摆脱困境。曾经有两艘海军舰艇相撞，而驾驶这些舰艇需要很多技术！如果掌握了基本技能，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故发生。”

“在飓风华金中失去‘灯塔号’（El Faro）让每个出海的人得到了教训。人们需要遵循一些特定的航海基本技能。”杜·穆林说道，“‘灯塔号’事故非常令人悲伤——海岸警卫队对这次事故的调查已大致完成。造成该事故的一个原因就是船长作出了错误的决策，而且船长和初级船员之间缺乏沟通。尽管船长非常受人尊敬，但遗憾的是，他作出了一些致命的决定。你最好还是学习效仿哥伦布抑或是沙克尔顿的做法，因为你也会陷入现代科技无法拯救你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航海技术和领导能力才有可能拯救你。”

作为美国帆船协会海上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以及海上安全研讨会九位合格调解人之一，杜·穆林非常熟悉在恶劣天气中航行的危险。他参加海洋帆船赛时也多次在飓风中航行。

周而复始

杜·穆林将在2018年6月进行个人第25次纽波特至百慕大帆船赛。这项经典的帆船赛事每隔一年举办一次。目前该赛事参与者的最高纪录是参赛30次，该纪录的保持者是来自纽约州拉伊市已故的吉姆·默茨（Jim Mertz），他是杜·穆林心中的帆船英雄之一。杜·穆林，作为一个亲力亲为的帆船手，笑着说：“如果我继续参赛，直到80岁，或许能够达到这个纪录！”

自从1966年参加第一场比赛以来，杜·穆林只错过了两次比赛——一次是因女儿罗拉出生，另一次是因他与泰德·特纳一起参加了美洲杯帆船赛。

“这是一项重要的赛事，”杜·穆林说道，“我第一次遇到飓风是在1972年，当时我驾驶着一艘名为‘卡里斯玛号’（Charisma）的帆船。我们最终在180艘船中排名第二，被一艘英国帆船以八分钟的优势击败！我至今仍对此耿耿于怀。”他叹了口气。

在过去参加的九场比赛中，他一直驾驶着一艘37英尺长的帆船“罗拉安”号，而且通常是双手操作设置，一共只有两名队员，其中包括他自己。“这是我们如今的操作模式。但是今年，我的两个儿子也参与进来，我就有了一个包含七个人的团队。我们有备而来，”杜·穆林解释道，“我们全面关注安全和驾驶技术——与在船上一样。我一生中所学到的航海知识都来自于爸爸和萨姆。”

作为国际帆船赛事的常客，杜·穆林还参加了四次美洲杯帆船赛和五次跨大西洋帆船比赛。最伟大的一次比赛经历或许是2003年他和来自马萨诸塞州马布尔黑德的里奇·威尔逊一起完成的帆船冒险。两人双手驾驶着53英尺长的三体帆船“大美国二代号”（Great American II），从香港到纽约不停歇地航行了17000英里，打破了高速帆船“海巫号”（Sea Witch）保持了154年的纪录。他们在海上航行了72天，比原纪录快了36个小时。

正如萨姆将他丰富的航海知识传授给爱德华，爱德华传授给理查德，杜·穆林的四个孩子继承了这项家庭传统，他们都成了海员。最年轻的马克现在是一艘美国商船的三副。“我的父亲有果断的手腕和一贯积极乐观的心态，”杜·穆林说道，“他让下一代感受到了责任感、驾驶技术和尊重他人的重要性。这些也是我的孩子们所推崇的美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家庭悲剧竟然开启了这样一段热爱航海、坚强而美好的故事，多么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