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文明起源的理论中，当代有所谓“大河流域”说。如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经典著作《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一书指出：
文明总是沿着大河的流域在发展：黄河、底格里斯河、尼罗河、幼发拉底河、莱茵河、多瑙河以及泰晤士河。也许海洋两端的文明算是某种例外，在那里海洋代替了河流。各种早期的技术就在这种原始的流域背景下发展着。[18]
从世界最古老的五大文明古国情况看，芒福德列举的几大河流还应该加上印度河，这样即可完满地将每一个古文明的发生落实到一条母亲河的孕育规律。依次分别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合称两河流域）孕育的苏美尔文明和巴比伦文明；尼罗河流域孕育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孕育的印度文明；黄河流域孕育的华夏文明。由于大河流域与文明古国发生的对应性十分醒目，以至于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在20世纪中期提出一种新的文明起源理论：挑战—应战模式下的水利灌溉说，即每一文明古国的起源都遵循着人类应对大河泛滥的环境挑战需求，通过人工建设水利设施而实现灌溉农业，在此基础上孕育出伟大的城市文明。细致地而不是笼统地辨析华夏文明起源与黄河的关系，我们看到，华夏文明初始期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利用黄河之水利建立大规模灌溉农业的情况。黄土地的生态特性选择的唯一本土性粮食作物是耐干旱的小米，这样在外来输入的小麦进入黄河中游地区以前，也就不需要什么灌溉农业。这个事实意味着华夏文明起源的黄河摇篮说需要重新界定理论方向：黄河不是作为集约化农耕生产的水利灌溉条件而发挥拉动文明起源之作用的，穿越整个黄土高原区的黄河，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河流之一，主要是作为中原文明所依赖的外地资源的水路运输渠道而拉动文明起源的。仅此一个微妙的区别，就让我们不能认同魏特夫的水利说文明起源的普世论调，需要提出符合国情的中国人自己的华夏起源观。玉石之路黄河段的研究课题，将会带来研究格局的更新与文化观念的更新。[19]从《尚书·禹贡》到《水经注》，华夏九州大地上的河流怎样从文明起源期就承担远距离的资源调配作用，值得结合考古新发现作出全盘的考量。
我们提出的假设是，东亚的青铜时代到来之前，先有一个玉器时代作为铺垫。铜矿和其他金属矿石起初被先民发现之际，其实也都是某种特殊石头。据此可以说，冶金术的起源确实以石器时代切磋琢磨的攻玉实践为前身。如果要在漫长无比的石器时代中划分出早段无玉器时代和晚段有玉器时代，那么原有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划分就不够用了，需要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至青铜时代初期之间，重新划分出一个玉器时代。对于华夏文明的特殊文化基因而言，玉器时代的孕育作用至关重要。问题在于阐明玉器从石器中被筛选而出的观念因素是什么。刘易斯·芒福德的说法是：(www.xing528.com)
在挖掘、采石和采矿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发现石英的露天岩层，也同样可能展现黄金；黏土河岸的河流中也可能闪现一颗或两颗金粒。它们对于原始人之所以可贵，不仅是因为其稀有，而且是因为它们柔软，能延展，不易氧化，不用火就能加工。在所谓的金属时代到来之前，人们应用的是黄金、琥珀和玉石。它们受人珍重主要不是因为能制作什么，而是因为它们的稀有及奇异的性质。人们对这些稀有物质的追求与扩大食物来源或感官的舒适毫无关系：因为在发明资本主义和批量生产之前很久，人类就已经不仅能满足生存需求，而且有更多的精力了。[20]
这种认识过于表面，难道仅仅由于“稀有和奇异”就能被人珍视甚至推崇备至吗？至少还需要从史前信仰观念上说明问题，那就要落实到玉石神话的形成和传播。有关夏代的历史记忆充满着各位统治者崇玉、佩玉和用玉的传说。从鲧生禹和涂山氏生启的方式看，是石中生出玉的神话拟人化；从禹之玉圭和启之玉璜，到夏桀之玉门、瑶台，可以说整个有关夏代的想象都离不开玉的神话信仰。国人都熟悉瑶台是华夏神话中的专名，特指掌管不死仙药的女神西王母的居所，又称瑶池。夏桀建瑶台，莫非要在人间营造一个模仿昆仑山的神仙永生世界？石峁石城发掘出4000年前建筑用玉景观，让争议夏代是否存在的各方人士都会有新的思考：肯定夏代存在的一方需要探讨石峁建城用玉与夏代玉文化的关系；否认夏代存在的一方则可思索相当于夏代纪年的石峁城之民族属性与文化归属，还有其玉料的来龙去脉；[21]甚至需要从河套地区的方国政权统治势力及辐射规模，重新审视中原文明崛起的外来影响要素，[22]尤其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带的形成及其与中原农业文明的冲突、互动及融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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