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MWA新领导面临的老问题

1972年12月12日，在一场法院要求的UMWA主席选举中，民主矿工的候选人阿诺德·米勒（Arnold Miller）击败了现任主席托尼·波义耳。选举结束以后一年的交接过程中，对于工会来说不仅仅是工会领导的改变，一系列针对波义尔及其工会领导层的联邦法院裁决极大程度上改变了工会自身的权力结构。1972年1月17日，在布兰肯希普（Blankenship）诉波义尔一案中，美国地区法院法官格赛尔（Gesell）判决UMWA管理层、华盛顿银行以及约瑟芬·洛克（Josephine Rocke）（刘易斯的红颜知己，也是工会福利基金在1950—1977年间的信托人）必须支付1150万美元以填补UMWA账户的利息损失（David，1977，2—3）。诉讼围绕着所谓的华盛顿银行的普通支票账户而展开，该银行由UMWA控制。这个账户从工会的常用账户中单列出来，常用账户用来支付赔偿金和福利。从1957年到1969年，这个隐匿账户里的钱最低在1961年有1200万美元，最高在1967年有7200万美元，但不向外支付利息。账户控制在工会主席手里，只要他想，他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使用这笔钱。判决显示了一种奇特的使用模式。一方面，当工会无法给其会员支付赔偿金时也没有动用这个账户；另一方面，工会经常从账户里向外给那些矿主贷款。实际上，单单在1959至1961这几年间，工会就不得不支付了近7000万美元为矿主所担保的违约金。

在1972年5月24日的一场听证会上，工会的组织结构也被改变了。美国地区法院法官沃迪（Waddy）裁决要求所有的UMWA地区机构都要按照1959兰德拉姆·格里芬（Landrum-Griffin）法案的要求实行自治。在这个裁决之前，在27个公会地方机构中只有6个可以选举他们的地方领导，而其他地方的领导则是由UMWA的华盛顿总部进行指定。控制住这些位置就可以确保他们的指令在煤田能做到令行禁止。（Armbrister，1976）

这两项裁决实际上大大削弱了UMWA主席办公室的权力。首先，主席无法再施加很大的经济影响，再也无法通过金钱收买选举和忠诚。其次，当允许各区自行选举他们各自的代表时，过去的组织控制也就无用了。

1972年6月16日，美国地区法官威廉·布莱恩特（William Bryant）以大规模的选举舞弊和财务操纵为由宣布波义尔对乔克·亚布隆斯基的胜选无效，同时要求在1972年12月重新进行选举。之后不久，波义耳再遭打击，他被指控挪用公款，向政治候选人提供非法政治献金。最终他被判决十年监禁，向工会返还资金49250美元，同时处以13万美元罚款。（《纽约时报》，1972）尽管波义耳在法律上败诉了，但米勒并没有取得太大的胜利，最终只是以70373票对56334票赢了波义耳。米勒所受到的支持并没有那么高，且在其当政期间一直在萎缩。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米勒就面临着来自各方不断的批评。一个指控就是米勒的行政团队到处充斥了外来者，都是一些从未在矿井工作过的人。实际上，米勒是在UMWA安置了很多非矿工高官，他感觉到这些人有助于推动改革。奇怪的是，这些动作却从两方面危害到米勒：首先，工会会员不再认同这个工会行政体系，因此也就不再信任他们；其次，许多外来者很快也因为面临挫败而辞职。

尽管米勒团队在1974年成功地协商了一份高工资增长协议，但仍抑制不住普遍的不满和自发性罢工。在1976年的会议上，工会代表投票决定在1977年6月举行选举。其目的主要是想在那年的合同协商之前完成选举。米勒受到了两个人的挑战，一是李·罗伊·帕特森（Lee Roy Patterson），他来自波义尔阵营；一是哈里·帕特里克（Harry Patrick），民主矿工的代表。帕特里克是在后来加入竞争的，当时看来帕特森很有希望击败米勒，米勒亟须一些同伴加入战局，帕特里克的加入使帕特森的优势被削弱。这个战略看来奏效了，帕特里克从帕特森的支持者手中拿走了一些青年工会成员的选票，最终米勒赢得了40%的选票，他的对手则瓜分了剩余的选票。但是如果再审视一下米勒的支持率就可以发现，因为工会会员的投票率只有一半，所以米勒在煤矿工人中的支持率只有20%。更多的麻烦还在后面：

米勒再次当选之后，一系列事件破坏掉了他在普通会员中的信誉，也打破了工会纪律严明的表象，并且还发动了一场全国性大罢工。实际上可以肯定的是：选举后数日，基金信托者宣布，不再对矿工及退休者给予免费的健康照顾。很快有证据显示这个决定是在选举前做出的，但米勒当时不宣布是因为怕影响到他的选情。

当这场持续10周的自发性罢工突然有9万人出来抗议福利被削减时，米勒就招募了一批宾夕法尼亚矿工“飞虎队”（flying squads），长途跋涉到西弗吉尼亚，冲破了流动纠察队的防线。

一旦开始协商，这些UMWA国际高层人员要么被米勒解职，要么因为心生厌恶而辞职。剩下的这些人面对BCOA（无烟煤经营者联合会）整日面带愁容，一筹莫展。（Marschall，1978，17）

1977年12月6日，美国矿工联合会发动了一场全国性大罢工，从各个煤田中撤回了约18万名矿工。一周以前，在数月仲裁之后，米勒突然终止了与烟煤经营者协会的谈判，并指出烟煤经营者协会提出的古怪的议案“就像1930年的古董”（《战士报》，1977，8）。最初烟煤经营者协会要求削减工会安全委员会关闭那些危险矿井的权力，要求签订“无罢工保证”，对那些参加罢工者给予40%工资的罚款。同时，还要求罢工者自行补缴医疗和养老基金。BCOA敢提出这些过分的要求，是因为工会没能力掌控那些桀骜不驯的会员。就如BCOA总监瑟夫·布伦南（Joseph Brennen）所说的那样，他们的“非法罢工、怠工及其所导致的产能下降”造成了日均200万美元以上的损失，已经阻碍了工业增长（《战士报》，1977，8）。1976年布伦南告诉BCOA董事会：

那些为了在合同中实现自己的私利而不惜违背集体协商原则的一些人非常不负责任，是他们制造了煤炭业中的问题，应当受到谴责。

那些乐意违反劳资双方代表谈判合同条款的，为了达到他们自己自私目的人（应该承受煤矿工业问题的人）……未经证实，非法罢工只会使集体谈判模式走向终结，在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时间里我们煤炭业和UMWA的关系都是基于这种模式而展开……在下一次谈判中我们必须建立制度性框架来终结这种非法罢工。（《每日劳工通讯》，1977，D1—3）

美国劳工部代表指出不要指望罢工会立即产生全国性影响，因为主要用煤大户都会有大约平均四个月的煤炭库存。代表还指出，由于UMWA财政状况不断恶化，罢工不太可能坚持2个月（《纽约时报》，1977）。不过接着发生的罢工却持续了110天，最终于1978年3月24日结束。

对于工会领导人来说，这个举动也使一年来的冲突达至高潮，无论是对于谈判桌上的双方，还是对于工会内部来说都是如此。1977年夏季，工会领导目睹了几乎一半工会工人的抗议，抗议工会削减健康福利，抗议在矿井中缺乏安全预防措施。米勒团队努力结束这场持续10周的自发性罢工，但他也被工会会员指责为背叛者。

这次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工会福利计划的经济安排，这项安排充满了内在矛盾性，它也使工会管理层在劳资之间左右为难。这些福利计划包括他们的实行和维持，不仅对于工会的合法性很重要，而且对于留住和吸引新会员加入也同样重要。不过这些服务条款也使工会和经营者之间产生了经济纽带。UMWA福利和退休基金的安排是1946年在美国政府的协助下由工会建立起来的。到了1977年，它是通过一项权利金制度由经营者根据各自产能而出资设立的基金。约翰·大卫（John David）讨论了此项安排的影响：

福利和退休基金属于现收现付制。因此，UMWA和经营者一样，对高产能感兴趣，希望煤矿能持续生产。如果由于罢工而中断生产，权利金就会停止，基金项目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这也导致很多矿工不满，因为到了20世纪60年代，退休矿工几乎和在职矿工一样多。尽管基金的最初目的是提供社会服务，但这也意味着工会不再关注在职矿工的安危，而将目光挪向行业产能的稳定。工会同煤老板纠缠不清，是因为基金依赖于促进产能提升的技术发展，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这个制度的内在矛盾在于，工会为了给其会员提供福利，为了增强自身合法性，它必须通过煤炭产能来寻求财政支持，这实际上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此它不得不经常站在工会会员的情感对立面。(www.xing528.com)

对1977年自发性罢工的处理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即冲突源于这种制度的内在矛盾性，因为工会领导人为了确保煤田的产能稳定，看起来常常在试图压制工人。初步探究后可以发现，UMWA领导人很愿意听从经营者的意见，他们就这样背弃了他们的支持者。但工会所面临的经济窘境显示，唯一的可能选择就是维持现有秩序，维系现有产能，以避免更严重的财政危机。

停工对UMWA健康和退休基金收入的影响可参见表17的数据。假若按照煤炭正常需求水平来算，加上这些因停工所造成的机会收益损失，1974年12月和1977年3月间因停工所带来的损失就高达6490万美元（UMWA，1978，5）。统计显示，支出明显高于预期，而收入则显然低于预期；因此无论何时，工会都希望能避免自发性罢工和其他停工事件，因为它希望基金能够盈余而不是产生赤字。

表17　停工所造成的收支损失统计（1974年12月—1977年12月）

数据来源：UMWA，1978。
注释：括号中的数字表示为负值
∗数据包括1974年12月至1978年2月停工造成的损失

在1977—1978年罢工谈判中，工会之所以处于弱势地位也是因为它自身经济结构的这种矛盾性。这种影响体现在多方面：首先，这十周的罢工耗尽了工会财政，所以UMWA在参加煤炭会议时缺乏有力的财政支撑。其次，为了弥补基金亏空，工会显然在罢工要求的最后期限数月前就允许增加产能。在7月开始抗议和12月罢工的这四个月中的每个月，报告都显示烟煤产能会出现显著增加，超过了1977年的月平均产能。这些新增产能可以解释为什么煤炭消费大户会有四个月的煤炭库存。最后，在工会管理层和工会会员间的摩擦也到处可见。因此，BCOA也意识到了米勒的谈判困境，对其也只是给予有限的资金支持和帮助。BCOA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其他一些与资金矛盾性无关的因素也影响到了工会在煤炭对话中不断恶化的谈判处境。工会会员分布与美国煤炭资源分布的关系最近看来也给工会的稳定性带来了麻烦。在1966至1976年间，美国工会会员增长了将近10%，从92000名增长到183000名，囊括了采煤业85%的劳动力。照常说，这个比例足以使工会控制住包括工作和产能这两端的整个行业链条，但事实并非如此。UMWA支持者更集中于高产能的井下矿（西弗吉尼亚，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这些矿常常占到了一个地区煤炭产出的90%。但更令人惊讶的是，截至谈判这个时刻，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煤田中，UMWA会员只占到了所有劳动力的4.1%（UMWA，1976，n.p.）。理查德·汉娜（Richard Hannah）和加思·曼格姆（Garth Mangum）指出：

图1　1977年1—12月的每月烟煤产量（千美吨）

数据来源：MESA，February 1978a，4。

考虑到非工会矿性质的特殊性，它们的技术水平，它们劳动力的年轻化以及它们发展的灵活性，相较于工会的内部冲突不断及其安全和工作意识规则，工会矿的产能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都在下滑，而那些大型非工会矿的产能却很稳定，甚至还有增加。（1985，44）

差异如此之大，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矿务局规划显示，几乎一半以上的煤炭储量都位于西部，而在过去，东部占了全国93%的产能。在罢工的那个时候，1975到1985这十年的行业扩张中有82%新增或扩张产能都来自西部煤田（美国矿务局，1977）。其次，大约75%的露天矿煤炭储量都在美国西部。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露天开采可以使用大型机械，这样产能会大大增加，使用的工人将会减少，利润会更多。最后，西部煤炭储量中的大部分都是次烟煤和褐煤，其平均热量要比东部烟煤少三分之一，但西部煤炭的含硫量却很低。这使其具有很大的环保优势，能够满足一些苛刻的环保要求，而东部的煤炭则不具备这个优势。

因此，工会会员在煤矿产能中的比例下降主要是因为无法在西部煤矿中发展会员。工会的产能会员比例从1974年的70%下降到1977年的50%（Hannah and Mangum，1985，176—181）。如果把1974年罢工的影响和1977—1978年罢工的影响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这种下降更为明显。在1974年谈判前的24日罢工中，全国因为煤矿关闭而削减了70%的煤炭供应，立即导致25000人歇业。相反，在1977年早就有联邦官员预计，如果罢工一直持续下去，将会有数百万工人歇业。但在这场横跨1977至1978两年持续110天的罢工中，歇业工人人数从未超过25000人（Marschall，1978）。这场罢工一开始产能只下降了58%，但是到了3月中旬，产能又开始增加，增加的基本上都是位于科罗拉多、怀俄明和肯塔基州的露天矿，产能恢复到正常时期的70%（《纽约时报》，1978a）。这样，再加上有11个受影响的州出台了减少20%的煤炭消费的环保措施，这更加弱化了UMWA的谈判能力。

因此，有诸多因素可以解释工会在谈判桌上的行为原因。到了1978年1月，工会财政几乎枯竭，因此给那些受影响者发出一纸通知：基于1950年合同条款的养老金再也难以为继（《纽约时报》，1978a）。2月6日，UMWA总理事会拒绝了米勒所批准的这项合同草案。尽管由米勒办公室和BCOA所提交的第二份合同被总理事会所接受，但在3月5日又被工会会员以2∶1的优势给拒绝了。合同争议的核心在于是否允许煤矿经营者解雇那些自发性罢工的领导者。工会内部的紧张气氛在升温，因为工会会员认为米勒的妥协就是背叛。政府试图终结这场罢工，但也没有成功，因为矿工不再理会卡特政府的塔夫脱-哈特利（Taft-Hartley）法案。3月，来自东俄亥俄州第6区的一个代表团指控米勒，指控他克扣了由其他劳工工会捐助的救济金，说“饿死这些矿工也是他合同计划的一部分”。（《纽约时报》，1978b）

经过110天的罢工之后，1978年3月24日，这些嗷嗷待哺的工会会员以57%的微弱优势批准了第三份合同。工资和福利涨了4.97美元，但工会的让步更多。允许煤炭公司处罚自发罢工领导人，或对其暂停工作。工会也放弃了对健康项目的控制权，同意增加产能计划，而过去工会对该类计划往往会因安全缘故而拒绝。

这场罢工对工会团结产生了全面性影响，并且后果是灾难性的。米勒和他的管理团队，在进行谈判时本来就没从会员那里得到什么支持，现在直接被这些会员指着鼻子骂，他们面临着被罢免的危险。米勒，一个民主矿工的候选人，充分感受到这个位置所给它的压力，他前任的所作所为大大限制了他的选择范围。尽管米勒希望能有所作为，但工会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工会管理层通过管束劳工来配合煤炭生产。尽管UMWA的领导换掉了，但许多同样的问题依旧如瘟疫一样折磨着工会，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