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社会时局的变化，也会使服装产生多变。《抱朴子·讥惑篇》有过这样的记载：“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衣服履，袖袂财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久放效，所谓京辇贵大眉，远方且半额也。”这种变化无定，而又相互效仿的服装风气，是与动荡的社会和文化相共振的。这种服饰变化现象，我们还可以从这一时期其他文献记载中体现出，如《搜神记》记载有这类的例子：“孙休（三国时吴国国君）后，衣服之制，上长下短。又积领（上衣重叠而穿）五六（十分之五六），而裳居一二（十分之一二）。” “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公元265年—公元274年）初，衣服上俭下丰（上衣瘦小下衣宽大），着衣者皆掩腰（掩腰，指下衣掩住上衣）。” “晋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佩兵（兵器状饰物），又以金﹑银﹑象角﹑瑇帽（玳瑁）之属（材料）为斧﹑钺﹑戈﹑戟而载之，以当笄。” 从服装样式的变化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政治文化的动荡对服装的影响，但另一角度也告诉我们，服装在动荡时期出现了较自由的发展空间，打破了束缚人的礼仪。人的思想解放，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www.xing528.com)
两晋南北朝时玄学兴起，影响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尤其在文人之中，崇尚思想自由，强调理性思辨，追求精神愉悦而放浪形骸，向往大自然的山水之美，崇尚清淡，超然物外，具有玄虚﹑恬静﹑超脱的特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体现了文人不受传统束缚的自由意识的觉醒。这对于传统礼法的蔑视直接影响到服装观念和风尚的变化。周汉礼制中的服饰制度，把人们禁锢在繁琐褥节的生活中，必然会在这种自由奔放的精神思潮中遭到变革。
同时，因为两晋南北朝佛道盛。佛教所倡导的“空”与魏晋玄学的“无”相结合，影响了这一时期的艺术风格。反映在服装装饰的图案纹样上，打破了过去的神兽云气，枝蔓缭绕的传统内容，而出现一些新题材：大量具有塞外风味及西域特色的装饰纹样。如葡萄纹﹑狮子纹以及作为佛教装饰象征的莲花纹。其服饰上所反映的清秀艺术特点具有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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