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最先和最集中地显示了陶瓷的文化意蕴、充分体现了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先民物质文化水平和复杂精神天地的器类,无疑当首推灿烂辉煌的彩陶世界。彩陶世界留下许多千古之谜。
彩陶是在陶器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到了彩陶的出现,人类已对陶器本身的掌握达到了新的阶段。所以,彩陶的起源的重要因素,乃在于原始社会的发展促进和刺激了人对陶器的需求,需求的不断变化和趋于复杂,直接促进了一般陶器向彩陶的发展。
中国彩陶,从已知最早的老官台文化到铜石并用时代的商代,经历了几千年的从诞生、发展、繁荣、流变到衰落的漫长历史过程。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艺术,主要是石、骨为原料的艺术,是彩陶前的“艺术”,它为彩陶的出现在客观上做了某种准备。
据考古证明,早在距今17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初期,中华大地上已知的最早祖先元谋人,已用砾石打制粗糙的石器。而距今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已用石器来制作石、骨、牙、蚌等人体装饰品,发现的遗物有钻孔石坠、穿孔石珠、穿孔海蚶、钻孔鱼骨等。而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石器已有了美观实用的原始石雕艺术品的性质,这时,彩陶虽尚未产生,但陶器已经出现。而原始岩画也表明了人类原始艺术的存在。这些现象都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彩陶诞生前,人类已有相当长时期的原始艺术的实践和审美意识的萌发,这为彩陶的出现在客观上做了必要的准备。正是有了这种条件,特别是人类对陶器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需要,对“美”有了一定的内在的要求,原始先民才有可能把原始绘画用于陶器的装饰,创造出彩陶艺术。
真正的彩陶的出现,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已知的我国最早彩陶遗存是陕西省华县的老官台文化,其年代大约距今7200年—6300年。属于老官台文化的遗址分布比较薄弱,内涵也较贫乏。虽有如大地湾的出土遗物这样的重要发现,但从总体看,文化层薄弱。出土的陶器从质地、造型、火候等方面看,水平比较低,陶器器型以三足器为主,纹饰简单。但是,作为迄今发现最早的彩陶遗存,它标志着原始造型艺术从石器首先转移到陶器上,因此,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
继老官台之后的仰韶文化,距今年代大约在6100年—4400年之间。仰韶文化的几个彩陶类型中,以年代的距今以远为序,依次是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和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在持续两千年左右的时间里,彩陶艺术从产生、发展到逐渐繁荣,具体的发展过程虽不可考,但在总体上呈现着由中心地带向东西南北扩散的态势。黄土高原是仰韶文化的中心,尤以豫西、晋南和关中地区最为集中,由此向豫、晋、陕、陇东、宁夏、内蒙古南部、鄂西北等地扩散。仰韶文化彩陶的几种类型各有特色,但其共同特点是陶质多为细腻的红色陶,表里光滑,器型有圜底和平底碗、盆、钵,尖底的、大口深腹的、小口高颈的瓶和罐。纹饰色调明快和谐,其中如半坡类型中的鱼类纹饰及人面鱼纹,庙底沟的鸟纹、蛙纹,大河村的阳鸟纹,以及鹳鱼石斧图等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新石器时代中期,除过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彩陶最为重要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彩陶、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彩陶分别代表了这些地域彩陶的发展水平。
大汶口彩陶大约存在于公元前4300—公元前2500年间,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大汶口彩陶数量不多,但以彩陶纹饰和陶衣的特色表明了它的独特性。陶色多样化,红、灰、黑、黄、白都有,特别是白陶,不仅作为陶衣,而且还作为装饰本身的色彩应用。
大溪文化彩陶存在于大约公元前4400—公元前3300年间。它代表了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地区彩陶艺术发展的中心。大溪文化波及川、陕、鄂、湘及周缘地区,江汉平原、长江两岸、洞庭湖周围都有其踪迹。大溪文化带有这一地域的地方色彩。与其它地区相比,它的独特之处,一是在纹饰上由线条组成绞索纹、平行纹中夹横人字纹,以及菱形网络纹、短条变形绞索纹、涡漩纹、谷穗纹及变形回纹等。二是在它的中期,出现了蛋壳彩陶艺术。
彩陶的繁荣与鼎盛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中期,前述几种文化系统的彩陶得到繁荣发展后逐渐衰微,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彩陶艺术又得到一次兴盛和繁荣,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系统中的诸类彩陶是它的主要代表和中心,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是它的另一重要区系。
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艺术,如在前面已提到的,它代表中国彩陶艺术的一个辉煌阶段。马家窑文化最先因几乎与仰韶文化同时发掘,而当时的“彩陶文化”亦称“仰韶文化”,所以此后有彩陶出土的遗址都冠以彩陶文化或仰韶文化。在一个时期内,因这种原因加上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在一些方面的相似性,马家窑文化曾被称为“甘肃仰韶文化”,以示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后来,随着新的发掘和研究,逐渐认识到马家窑文化与仰韶。
屈家岭文化陶器,在早期以黑陶为主,在晚期以灰陶为主。而最有代表性和艺术价值的是蛋壳彩陶。器形多为杯和碗。湖北省京上屈家岭出土的彩陶蛋壳杯可与龙山文化蛋壳黑陶相媲美。
综上所述,中国彩陶的发生与发展的大致图景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最早出现了老官台文化(包括大地湾文化)彩陶,继而发展起来的,主要是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中的彩陶,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彩陶和长江中游的大溪彩陶。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上述地区的彩陶趋于衰微,继之而起的是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和长江下游的屈家岭文化彩陶。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后来为黑陶所取代,屈家岭彩陶则为彩绘所替代。这个图景说明,黄河流域和长江中游及其周边地区,是彩陶的发源地和主要分布区,尤其以黄河流域为最。而其大致的动态是:黄河流域,先是中、下游,然后是黄河上游;长江流域集中在中游,先有大溪文化彩陶,后有屈家岭文化彩陶。
彩陶与其它陶器物不同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它发生了明确的从重在实用到追求实用与审美并举和以精神需要为主的变化。
从器物到艺术,有两种含义,包括了彩陶艺术发展的两种过程,一是指器物从实用具到艺术品的产生发展过程;一是指人的意识从实用功利到审美意识发生的过程,人对彩陶艺术的观念从产生到发展的过程。
彩陶艺术从器到艺的过程,对于艺术理论的意义在于,它作为人类迄今发现最早的艺术品,它的产生发展过程,特别是它的纹饰的发生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艺术发生的过程,艺术起源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彩陶的发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https://www.xing528.com)
彩陶的造型,除过与其它陶器一样具有实用性外,彩陶对人的精神需求和审美意味的体现要明确得多。其中一些彩陶的造型,如用人体、人首作为器盖,把器物捏塑成人形等造型,就有着非实用的成分或者在实用中追求精神方面的意义的现象。
而彩陶的不同于一般陶器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它的纹饰和色彩。彩陶纹饰,又称纹样,是器物上装饰花纹的总称。它是按照一定图案结构经过便化、抽象等方法规则化、定型化的图形。一般分为单独纹样、适合纹样、偶式纹样、边饰纹样、散点纹样、连续纹样(包括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彩陶纹饰亦即彩陶器形上装饰花纹的总称,它是我国已知最早的纹饰。
彩陶的纹饰起源,可能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或者是多种需求和原因。比如对编织的模拟,出现了篮文、绳纹等;对劳动的节奏感的体悟,可能对纹饰的规律化产生影响;图腾崇拜及其遗迹被表象化,或者一些彩陶本身就用于图腾;更为重要的是对自然物模仿和抽象化;还有,纹饰中对称的形式的出现,可能包含着对于力量的均衡的感知等等。彩陶纹饰的手法有一定的规律,最早的纹饰当是一种陶工“随心所欲”的刻划,而后来则形成一定的形式法则,一般认为,这些图案所用的方法有对比法、分割法、开光法、双关法、多效装饰法等等。
彩陶纹样的种类没有很精确的统计,但从已出土的器物的情况来看,估计不下数百种[1],而具体彩陶器物上的纹饰则更是各有特色,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的。但是纹样以表现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纹样(或象生纹样),包括动物、植物、人物、自然景物;一类是几何纹样,如方形、圆形、棱形、三角形、多边形等等。单从数量来看,彩陶中几何纹饰要多于自然纹饰。自然纹饰和几何纹饰的区别不是绝对的,前者是后者产生的基础之一,而二者又都是对物象的观察、构形的结果。
彩陶纹饰中的自然纹样是原始先民“观物取象”创造的纹样,带有象形的明显特征;但是它们又都具有装饰的目的和特点,经过了一定的简化而成图案。自然纹样以动植物为最多,景物次之;而人物一般来说不以图案形式装饰器物,而往往是单独纹样,与器物浑然一体。除个别特例(如青海的原始舞蹈彩盆)外,人物的纹饰应视为较完整的原始绘画。自然纹饰中的自然物象和种类相对少于几何纹,但它们作为纹饰母题所衍生的种类很多。
彩陶纹饰中的动物纹样分为两种,一种是写实的具象,一种是抽象变形后动物形象的变体,后者较前者为多。鱼纹、蛙纹、鸟纹是彩陶中最多见的动物形象,其次还有鹿纹、鲵鱼、狗纹、虫纹等。
关于纹饰图案的总体风貌,在纹饰形式上,绘画式和图案式中,以图案式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图案式变化万千,具有形式美感和体现艺术规律。而绘画式纹饰则静穆而直观,容易引起对其意蕴的联想和推测。就不同地区和文化类型来说,比较而言,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几何纹样相对要少,但动物形象较多,其风格拙稚简朴;仰韶文化庙底沟型以几何纹样为主,其次是动物和植物。马家窑文化类型中,几何纹样成为主体,其特点是在几何纹样绘制手法提高,在创新中达到精美。动物纹样也受到了几何纹样的影响而变得图案化,特别是波折线增多,显得柔和均匀,图案流畅华美,成为彩陶纹饰中最值得称道的风格。半山型彩陶纹饰则严谨规整,手法繁复多样;马厂型则粗犷朴质,主体突出。彩陶纹饰在其后期,有接近于青铜器纹饰的现象,这主要是当时社会已经进入新的时代的缘故。
彩陶的许多现象,尤其是彩陶纹饰,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千古之谜。自从彩陶被发现,对于它们的研究和探讨、猜测就没有停止。人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发现阐述其所蕴含的意义,所渗透的人性内容、所凝聚的人类智慧和所体现的艺术精神。特别是近十几年来,随着人文科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以及原始文化学、宗教艺术学、宗教人类学等等新兴学科的出现和发展,彩陶艺术所具有的丰富涵义日益被发现。彩陶艺术的意蕴得到了更多领域和角度的广泛研究,其成果引人注目。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彩陶纹饰涵义的解释方面,大致可归纳为生殖崇拜、宗教信仰、权威象征、氏族标识等几个方面;另外,关于彩陶的一些特殊器型和特殊纹饰的意蕴的解释也成为特别引人注目的方面。
彩陶不仅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前最重要的艺术创造,而且其本身从产生到衰落的历史也超过了有文字记载的人类文明史。彩陶在如此久远的年代中,作为人类最主要的文化创造,它集物质实用性与精神象征性于一体,除了做为日常器物使用外,它还是原始宗教、图腾崇拜、族类标识等精神方面的“实用”器物。而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需求的变化,对于彩陶的制作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和改进,在这个过程中,彩陶的发展史就成了人类“艺术前”最为重要的艺术发展史。彩陶的生产集中了那个时代人类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平,熔铸着那个时代人类在创造世界包括创造人自身方面的智慧和成就。彩陶可以说综合着数千年原始社会状况、人的生存情境、和浓缩着精神世界的一本独特的“史书”。
彩陶在中国陶瓷史乃至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
第一,彩陶是人类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这里的“特定”是说,人类物质和精神文化的综合水平要达到和保持在一定的程度。程度太低,不足以产生对彩陶需求的观念和动机,也无力使这种需求意识付诸行为、变为现实。黄河中游、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彩陶最先产生,表明物质文化发达地区的彩陶艺术的产生要早于其它地区,尽管原始时代的气候、地理条件与现今不同,但这些地区当时农业较为发达是有依据的。而黄河上游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马家窑文化也说明同一道理。而综合水平的程度太高,其需求也向更高的层次变化,把创造更为实用也更为美观的器物做为新的目标,并有可能使这种新的意识变为新的现实。彩陶的发展、繁荣、鼎盛后的衰落,先为黑陶、彩绘,后为青铜器所取代证明了这一点,而彩陶本身的流变趋势同样也说明这一点。并不是愈到后期愈高级,如马家窑文化的几种类型中,在时间上,马家窑早于半山类型,半山类型早于马厂类型。但是,在彩陶艺术水平上却不是依次提高的,而到马厂类型的后期,彩陶已出现衰微之势。由此可见,彩陶的流变以至衰落和它的产生发展一样,不单是工艺水平和技巧的变化,而是一种综合的表现,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也体现人的兴趣爱好的转移和意识观念的变化。
第二,具体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也许是制约彩陶艺术发展的又一直接的要素。长江下游地区的彩陶不发达,也许与这里的气候潮湿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地理位置和气候等条件可能决定人类的物质文化发展状况和生存方式,进而影响人的精神生活,包括人对美的感受和意识,它综合地体现为人对何种艺术最感兴趣。长江下游地区原始先民的艺术兴趣主要不在彩陶,当另有所在。
第三,彩陶类型的变化,在总体上呈现此起彼伏、兔起鹘落的动势,但就某一具体类型来说,则都有少则几百年、多则一两千年相对定型的时期。这种定型时期,在每一类型的彩陶中都存在,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可以说是有着周期性、相对稳定性。这种周期性特征既表明物质文化的相对稳定,同时也表明精神需求的相对稳定,包括对器型和纹饰的喜好,对其意蕴约定俗成的感知,以及初步的审美意识的形成等等。
彩陶由器型和纹饰两个基本方面所构成,这决定了彩陶的物质实用性与精神象征性的统一的特点,意味着对它的起源的解释,包含着两个向度上的发生过程。一是关于彩陶作为“器”的产生发展过程,即具体的可见的“有形”的彩陶产生发展过程;二是关于彩陶所体现的“道”的产生发展过程,即人们对于彩陶及其蕴含的意蕴的意识的产生发展过程,这是一种“无形”的彩陶产生发展过程。这两方面统一于彩陶器形一身,从物质实用方面讲,它是形下之“器”,从它所具有的精神意义说,它又具有形上之“道”,二者都有其源起之由,都包含着人类本性的内容,对这些过程的分析探讨有着重要的价值。
第四,彩陶的分布和演变可能与氏族的分布、迁徙相关,也可能表明彩陶本身作为文化的传播方式及其演变;但无论如何,彩陶造型和纹饰一定反映了原始先民们一些共同的、相通的精神物质文化的需求,体现着一些共同的情感体验和心理欲望。而彩陶艺术的研究,正是要找出这些差异中的共同性,及人的精神、情感的共通性、普遍性。笔者以为,考察其共同点,从而研究做为原始先民共同精神财富的彩陶艺术,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对彩陶之间具体细微的区别上,正是彩陶艺术研究、彩陶文化研究与彩陶考古的区别。
第五、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制约,决定了那个时代人们艺术创造门类的有限,也决定创造过程的“随心所欲”和不囿于理性的规范,所以,在彩陶上就集中地、自然地、真实地凝结着原始先民天真未凿的天性、本能和人类的某些本性,包括艺术天性。现代人对于彩陶艺术的理会、欣赏、感佩,就是这种艺术天性的相通性使然,也是对于原始先民精神的一种发现和沟通。彩陶的产生、流变和绵延的过程,也是人类审美意识的发生、凝结、发展和再发现的过程,是共通人性的存在和发展的物证。彩陶艺术研究的价值因此首先具有艺术发生学的意义和艺术本体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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